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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批博士生导师（1993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教师基金获得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淡江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文论史》、《东方文论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华文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pringer; 2014 .等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一、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之路 （一）“学科化”：在学科“史”与学科“死”之间 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要“中国化”？事实上，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西化了，这门西化的学科，正规的名称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要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必然要从这样的追问开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当代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样的一种面貌现身？为什么要把中国文论中国化？沿着这样一条路子去摸索追寻，兴许能捕捉到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某些最坚硬的症结所在。 勿容置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思想倾向：一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空前深刻的质疑、检讨和反思。在对这一切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根基进行价值重估的同时，用一种革命性的激进态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样态。二是“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随着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介，中国学界开始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中解构对传统文化既有的观念，开始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介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思想的“内发自省”与“外在进攻”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这样的矛盾论争。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发展的。 对文学理论的清理，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学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为代表。他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间出版，在这本书中，对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勾勒。当然，他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文学批评史》这一本书中，正如罗根泽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指出的：“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1]他认为在中国，本来没有文学批评这样一种称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而是说，从一种学理上进行系统清理，或者说，从学科理论高度进行观照的学术行为，还是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影响下才开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评论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思想展开对比，认为“西洋所谓Criticism，中国古代名之曰‘论’。……由此知‘论’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正是西洋的Criticism”[2]。 而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则是以陈锺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他在这一本书中第一次将这个范畴理论化，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去发展的。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清理的，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划分，把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思想从传统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三卷的论述中，其时间跨度涵盖了从《尚书》到清代袁枚的各个时期的批评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各个时期文学批评做出了系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归纳。虽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论思想家。他从学科对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研究范畴。 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那就是“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3]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迈向学科化的同时，又意味着为自身的身份设定了一个极限域。这个极限域在他看来就是对文学批评的如此界定：“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所谓文学批评也。”[4]这个极限域的拓展把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置于某种叙述框架之中，那么，这种学科化的倾向必然面临这样的质疑：这一门学科的产生的合法性根据何在？我们凭什么或在何种基础上认定这个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思想的这种形式的清理，究竟是在用一种西学理论对中国自身的文论样态进行改头换面，还是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所滋生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学科理论？学科史的工作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还原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本然面貌，还是在进行一种目的性功利性的异化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学科化究竟是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产生，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灭亡？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有着深厚的中学和西学功底，他们用这种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去进行“界定”和价值重估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资料，但是这种富有历史承担力的尝试后来还是遇到很多尴尬的问题：“大多数人以后又从理论探索方面撤退了。他们的研究著作，不用马克思主义时，能与之暗合；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标榜一下的时候，就常常闹笑话。”[5]而且，我们通常都认为，历史就是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这种陈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但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思想的这些“史化”性工作，从当今的新历史主义批评（New Historicism）看来，不过是构建一个历史文本，这个文本与文学文本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个体话语言说，其客观有效性是相当局限的。 所谓的“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中其实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边际约束和话语主导权问题。所谓的“文学批评史”当中“史化”的过程，事实上并不是在还原对象的本然面貌，而是在陈述，这种陈述并非一种绝对的普适性的话语言说。它也是一种文本生产的行为。首先，中国文学理论思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史”，并且等待去将之文本化？其次，即使这个“史”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又应该依照怎样的标准去进行择别、划分、评价和归类？当这种学科化行为对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进行边界规定的时候，其实也就在规范了它的极限域，就是说，在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这种“批评史”的“本然”状态“应然”会以怎样的形式现身，往往取决于某种独特的价值取向，而且，概念化的界定就是在确立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就是用西方的科学性思维来进行“概念、判断、推理”的模式。那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依靠什么才能确定它的合法性根据呢？谁具有这样的效力和权力？在对这些思想进行肯定和清理的同时，其实，也就意味着否定，它为自己画出一个圈，或紧箍咒，在走向“生”的同时，也就导致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 为什么学科史就一定会是学科死呢？它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仅仅以上的论述还显得不够，事实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一开始就是在套用西学中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文论本来是一种活生生的学术生命现象，在用西学体系阐释中国文论资料的时候，由于没有顾及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元素，去进行横向的移植和拼贴、对接，中国古代文论就被阐释走样了。要么是关于有无体系之争，要么是“风骨”中内容形式之争，再者就是中国文论中的本体论之争等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西方文论成了一个标准、范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把衡量一切的尺子。因此，中国文论在面对西方文论的时候，就往往被指称为是没有理论的，全是断章残篇，即使有理论，也没有西方诗学那样有规模有成气候具有非常普遍的实用性特征。因此，没有理论体系的中国文论是不科学的，是不可把握的“玄学”。因为所谓的“妙悟”、“目击道存”还有“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些论述在理智的思维模式下很难解释，例如，“妙悟”从审美方式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就不知所云了，完全成了一些虚无缥缈的空对空的言说。例如为什么说“池塘生春草”是非常绝妙的诗句呢？谁能悟得其中的“道”呢？是怎么悟道的？这个道是什么？在西方的视域中，提出这样的疑问很正常，但是，要中国文论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异常艰难的。因为，这些无法成为一种有逻辑结构的认知方式，他不具有普适性效果，因此无法言传，无法言传的东西只能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也只能存在于某个个体的某种场景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这就是虚无的、空洞的，超出具体的审美范畴的东西，即使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文论有体系，那也是在西式话语的刺激之下，抱着“老子先前比你强多了”这样的心态来展开的，但是，骨子里还是在把西方话语当作一个攀比的对象标准。 因此，中国文论在这个角度上讲是不科学的，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范式根本是无效的，他和西方文论中普遍追求的“science”、“democracy”大相径庭，换言之，按照西方科学的观念，中国文论既没有理论体系、也没有对概念范畴的仔细界定，更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像艾不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格雷马斯的叙述学理论那样的普适性方法，那么中国文论显然是无用的，只能是一些无法被激活的枯竭的对象而已，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完全退隐了生命迹象，很多人写《文学概论》基本都是写西方文论，中国文论淡出了这个研究视野，因为这些“无用”的“不可言说”的只能靠“妙悟”的东西是不具有生命力的。但是必须意识到，他不是在历史的改朝换代中自动退出这个视野的，而是在西学视野下整理、解剖和批判的时候丧失了其本然的生命活力，开始了死亡之旅，因为他它是不科学，不实用的。就像是把一棵土生土长的花苗拔出去展览，却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植物放进来栽种，结果展览的花由于没有本土的养料，自然会枯竭死亡，而被移植的植物也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