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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平远（1950—），江西新干人，南昌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西方美学史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专业特色，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版专著《维纳斯的历程》、《文艺社会学史纲》等6部，发表论文100多篇。研究成果获江西省优秀理论成果奖、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江西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10多项。 一 从文艺社会学视角对中国文论30年进行回顾与是总结可能的，有效的。其一重要原因，就在于从新时期文论的“去政治化”到新世纪文论的“泛政治化”，其核心理念与重要范畴，无不与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密切关联。 而要对近30年来的文艺社会学学科进展进行科学定位与评估，就必须置其于20世纪中国文论史的大背景、大视野、大框架之中。 在对20世纪中国文艺学史的研究中，我发现，作为一种“范式”而不是“思想”，一门“学科”而不是学科“资源”，文艺社会学在中国是1920-1930年代确立的。欧美、日本、俄苏的文艺社会学理论，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译介；马克思主义学派、三民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三足鼎立相互冲突激荡，构成了此期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潮。1940年代有论者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的学科地位与学术合法性而展开的对“五四”以来文艺社会学一元独尊的话语霸权的抗争，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从根本上说，文艺社会学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乃历史选择之必然。中国文论素有“经世致用”“为时为事”之传统，中国士人多怀“修齐治平”“忧国忧民”之志向，故晚清以降迫于“救亡图存”之现实压力而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以解释并应对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变迁为宗旨的西方社会学作为“新知”与“真理”，引起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的倾慕与追随，以至于在1920-19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成为一门“显学”。 但是，纵观这一时期的文艺社会学学术史，有两点不能不强调： 第一，此期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是清一色的“横向移植”。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体系构造，尚未起步，付之阙如。 第二，此期的文艺社会学理论均属于“近代”形态而非“现代”形态。这突出表现为它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模式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庸俗社会学，成为它的主导形态。 经过1970年代末的政治批判、历史批判和理论批判，中国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学科独立性、自律性，于1980年初代得以确立。尽管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论从整体上呈现为“向内转”格局，不过，西方当代文艺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还是引起了国内一批学者的关注与同情，并由此而开始了文艺社会学的学科重建和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 与前70年相比，近30年来的突出成就与业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现代”理论形态的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成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译介与研究。 正如1987年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新学科中心和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文艺社会学译评丛书》“译序”所言：“这套丛书的选题……从空间来讲，它包括法、德、英、美、苏、日等文艺社会学研究较为深入的国家；从时间上说，它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有影响的文艺社会学论著；从内容上看，它包容了欧美文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流派、重要文艺社会学家的代表作”。 换言之，即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以法国波尔多学派为代表的经验实证的文艺社会学、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分支，尔后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新兴的文化研究，以及具有辩证综合意旨的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和齐马的文本社会学等等，无不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与研究。从而不但为文艺社会学，而且为当时整个的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 第二，庸俗社会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原则得到了系统清理与批判，汲取了“语言论转向”成果，表现为“中介论”形态的现代文艺社会学学理体系、批评体系、知识体系，初步确立。 第三，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草创期”相比，“重建期”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自己的理论经营与体系创造，出版了多部一般文艺社会学理论专著，打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只有弗里契一本《艺术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四，正是在上述背景中，有关文艺社会学学术研究学科发展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整体性、方向性的理论问题，如文艺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学术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发展策略与学科前景等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