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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正基于此，我才一再强调：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学/文艺/文化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应该走“辩证综合”的创新之路，我深表赞同。并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的也应该坚持“辩证综合”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建设一种具有具有“多维论”性质的现代文艺社会学。 何为多维论形态的现代文艺社会学？ 对此，有必要从厘定文艺社会学概念本身开始。 首先，从理论层面说。作为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文艺社会学理论形态、学科定位、研究范式，其实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正如西尔伯曼的代表作《文学社会学引论》（1981）开首所言：无论是在手册、百科词典或普通词典中，还是在有关文章或论著中，都难以找到对“文学社会学”这一学科定义的确切解释。因此，“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6]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了。在国内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皆认为：所谓文艺社会学，即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 问题在于，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固然是学科交叉的结果，但，是否存在着另一种交叉，即：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 从理论上说，学科之间的交叉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固然是一种“交叉”；但是，运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同样也是一种“交叉”。这是学科交叉性、边缘性、跨学科性的又一维度。 事实上，第二种交叉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何以在“文学研究”基础上，能孕育并生长出“文化研究”了。 但是，这后一维度的交叉，长期以来却为我们所疏忽。直到文化研究如日中天的2001年才有论者提出：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7] 主张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实际上也就打破了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问题上的“一边倒”和“依附论”。它不但表现出一种文艺学学科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而且为作为跨学科的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展示了一种新的路径和可能。 其次，从操作层面说。己故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曾将文艺社会学的根本特点，界定为对文学艺术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研究。这一界定是精当的。无论是本质研究、价值研究、过程研究，还是创作研究、阅读研究、文本研究，无不穿行于这种“关系”的网络之中。 但是，就是在这种“关系”研究中，其实也同样存在两个不同的维度、方面或侧重点。即，究竟是“文学—社会”研究，还是“社会—文学”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用埃斯卡皮的话来说就是：“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8] 如果说，“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即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属于“文艺社会学”；那么，“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即，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应该如何命名？是否应命名为“社会文艺学”？ 显然，就学科交叉而言，“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可以也应该并行不悖。 事实上，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性学科，一直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等。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说。国外的学科定位，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 而且，即便是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理论预设、价值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并因此而形成不同的学派。正如西尔伯曼所强调：“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9] 如果将偏重于“文艺”的“文艺社会学”定位于文艺学，那么，偏重于“社会”的“社会文艺学”则应该定位于社会学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也就相当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而后者，恰恰便是国内学者所批评的那种“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其实，这种批评乃是一种“越位”。因为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 以这种立场和视野来看文艺学的“越界”问题、“边界”问题，也许，我们的态度将会辩证得多也平和得多。甚至，可能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个“假问题”、“伪问题”。 当然，以同样的立场和视野来看文艺学的“非学科化”、“去学科化”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种姿态不但显得矫情而且完全多余。因为，就国内文艺学业内人员所从事的文化研究而言，并没有超出“文艺社会学”或“社会文艺学”的范围。在文艺社会学或社会文艺学的理论平台和学科框架之内，他们完全有施展抱负和拳脚的空间。 在明确了文艺社会学的不同学科定位以后，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同一学科定位的文艺社会学，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形态。 对于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外一般将概括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和“辩证的”（齐马）、或“经验的”和“批判的”（科勒尔）、或以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达维多夫）等。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流派”（达维多夫语）或“第三条路”（亚历山大语），即“综合的”。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便是对实证与辩证、理解与解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的有意义的尝试。皮埃尔·V·齐马旨在建立既是“经验”的又是“批判”的“文本社会学”模式，霍加特强调“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同样立足于“综合的”立场。 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便应该有上述不同的理论向度和路径。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将社会学理论分为“具体理论”和“一般理论”两种形态。而“一般理论”中，由于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因此，“非事实性的”、理论性的、先验的，和“事实性的”、经验性的、经验的，便构成了社会学理论的两大科学传统。而这两种“不同的、经常对立的方式，恰巧是当代理论争论的全部内容。”[10] 文艺社会学自然也具有 “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之区分。而文艺社会学“一般理论”的两大流派，显然也植根于社会学理论的这两大传统。因此，首先是必须正视和承认：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无所不包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是不可能的。它应该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和学术范式。它既可以“一般”的，也可以“具体”的；而在“一般”的或“具体”的当中，还可以有形形色色的不同学派。因此，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必然是也应该是“多维”的。 立足于“多维论”的理论立场，建设多元化、多层化、多样化的理论形态，是重建文艺社会学所应取的基本思路与策略。 “实证的”理论形态旨在“说明”世界，以价值无涉、道德中立姿态谋求“处方性知识”，表现为“知识话语”。“批判的”理论形态重在“评估”世界，坚持理论立场的政治性和价值观的导向性，表现为“意识形态话语”。而“综合的”理论形态则试图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技术功能和批判功能、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辩证综合，在“说明”的基础上“评估”，并进而导向“改变”世界的努力。 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转型和全球化语境中，重建文艺社会学有着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这，应该成为中国文论30年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