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与新时期文论同步，30年来中国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成就巨大，成果丰硕。但，与此同时，它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我以为莫过于它在反本质主义等“后学”思潮影响下的“非学科化”乃至“去学科化”倾向。 下面这组数据，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1998年8月，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艺社会学史纲”研究的需要，我在国家图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一次实地调查。当时，检索的方式分别为书目全文、主题词、书名。检索结果是：  显然，在中国文论声势浩大的“新学科”运动中，文艺学三大分支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或1/3不到，文艺心理学的1/2弱。而书名的数据之所以差别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方法、层次的单一，不象其它学科富于变化。因此，我当时的结论是：文艺社会学在宏观文艺学体系建设中处于薄弱环节，亟待加强。[1] 如今，10年过去了，情况是否有所变化？如何变化？ 2008年4月26日，笔者通过网络对国图馆藏文献进行了相同内容的调查。检索的结果是：  这一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10年之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得越来越大了。[2] 如，就“书目全文”即“所有字段”而言，10年前，文艺社会学和文艺美学之间的文献数目比是23：103，前者是后者的22.33%；10年后却变成了25：897，前者仅为后者的2.787%。 如果将此置于近10年来愈演愈烈的中国文论“向外转”或“文化转向”背景中，情况将显得更加严重，反差将更加刺目。 补充一点：1998—2008，国内以文艺社会学命名（即所谓“正题名”）的著作只有3部。其中除了我的《文艺社会学史纲》，其余两部皆属修订再版之作。也就是说，此10年间，真正符合正题名标准的新著，只有一部。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显然，由于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导致了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中断或者悬置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在“向外回摆”的“文化转向”中，文艺社会学得到了深层次意义上的实质性发展。关于这一点，得到了同期文献调查数据的有力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此24部以文化诗学命名的著作，全部是2000年以来出版的。而仅仅是2007年当年出版的文化研究著作，更是达到了104部之多。其中有一部分，其实便属于文学研究。 关于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的关系，我在一系列文章中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要言之，文化诗学，本来就是文艺社会学的现代形态之一；而文化研究不但是在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文艺社会学研究。[3] 但是，就国图的文献归类而言，它们毕竟不属于文艺社会学学科范畴。 这，就是文艺社会学的尴尬。 据此，可以认为，就近30年来的中国文艺社会学学科发展而言，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1978—1998的前20年和1998—2008的后10年。前20年的一个总体性特点，可以说表现为它在科学精神引领下的“学科化”追求；而后10年的总体性态势，则表现为它在反本质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非学科化”取向。 曾几何时，中国文论界的科学性追求导致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泛学科化”运动。有的一篇文章就发明了一门甚至几门学科。当时的文艺新学科有多少？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文艺新学科手册》（古远清编）便介绍了145门。据作者云：还有“50多门”新学科“未能编入”或“付梓前删去”，“只好留待他日有机会再版时补充”了。据笔者的初略统计，当时的文艺新学科不下于250种。 对此现象，有论者忧心忡忡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的“不成熟性”[4]。而对这种“追‘新’逐‘后’、嗜新成症”的“赶潮综合疲惫症”[5]的批评，则更是切中肯綮一针见血。 文化研究之所以会以“非学科化”、“去学科化”的激进姿态出现，同这种“泛学科化”狂热，似乎也不无关联。 “泛学科化”是荒谬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技术主义教条主义；“去学科化”同样是荒谬的，因为无论是知识传承还是问题研究，只有在一定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框架之中才能有效进行。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来说，在“泛学科化”和“去学科化”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