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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一书，由我国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所著，2006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当时，时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各出版社出版的宣传红军长征的图书有上百种，作为“走走党史”图书系列之一的《长征行》，备受瞩目。 《长征行》出版后，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曾列北京畅销书排行榜前茅，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不少报刊选登书中的章节，上海《解放日报》予以连载。 那么，这部书为什么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在众多的长征题材的图书中独树一帜，并在党史研究界有一定的影响？ “走走党史”的“第一桶金” 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必须从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研究开始，他重要的历史论点都是以历史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事件为根据的。这意味着只要可能，他就不能只局限于间接的“二手”历史材料，为了掌握全面、客观、生动、真实的第一手历史素材，他必须考察曾经的历史遗存，感受曾经的历史事实和事件，乃至获得直观的材料。 石仲泉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党史研究，深知如果不去作深入的党史考查和研究，坐在“书斋”里写党史书，那就很难避免“概念党史”，生动性差，可读性差。在《长征行》的前言中，作者提出“走走党史”的原因——“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和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 在《百年潮》开设的“走走党史”专栏开篇中，石仲泉再次讲：“‘走走党史’，为什么要从走长征路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崇尚英雄、讴歌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信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很难改的。我在研究党史中，又产生了要‘走走党史’的想法，怎么走呢？这有一个选择问题。在青年时代，对长征就很向往；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的认识更清楚了——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80年波澜壮阔历史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长征路。” 为此，从2001年开始，作者利用6年的时间，重走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全部长征路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足迹遍及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和赣西南等地，对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分析。 通过实地考察，石仲泉亲身感受到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亲身体验了红军长征经受的艰难困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有了新的感受，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核心对于红军和党的命运的巨大作用，丰富了对红军长征历程的认识，澄清了一些长征史实。按照石仲泉的说法，出版《长征行》，是他从“走走党史”到“发掘党史”的“第一桶金”。 关于长征的新看法 石仲泉长期从事思想理论和宏观党史研究，他希望自己来一个从宏观党史研究到微观党史研究的转变。《长征行》，即是他转入微观党史研究的开篇之作，也是他对如何写党史进行的一种新尝试。 无论是重走长征路，“亲历”红军曾经的悲壮史实，还是通过走长征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论写成《长征行》，在“走走党史”中，作者告诉了我们：长征，之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意义。长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红军将士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体现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表现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反映了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异常珍贵、伟大、丰沛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是我们的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体现。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和调查者，他的历史书写要从他所掌握和描述的材料中挖掘历史的内在规律，发现历史的真相，填补材料中的空白，构筑对历史的判断和认知。石仲泉说，《长征行》中的写作要力求体现历史性，体现“信史”的严谨性、客观性、求实性，在一些历史问题、党史问题上，作者以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方式，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看法。 比如，作者认为，长征是“3+1”（三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长征的目的地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先后经历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搏斗、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思想的对立、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红军克服艰难险阻的相互矛盾。这三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贯穿于整个长征历程。 在“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苏区人民的贡献”一节中，作者提出：要将长征的原因同作出长征的决策加以区别。进行战略转移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但不能说战略转移的决策是错误的。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跟准备得充分与否加以区别，说长征没有准备是仓皇逃跑没有历史根据。 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在书中“应当怎样评价遵义会议”章节中，作者提出，遵义会议是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不能只是孤零零地讲遵义会议本身。因为在遵义会议前后我党召开了不少会议，可称之为“遵义系列会议”，这为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之后的几个会议又为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8月，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书，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石仲泉的《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其中也介绍了这些具有较大创新性和学术意义的新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