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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系化”：结构、解构与意识形态 如果说，“学科化”是西化之路从批评史学角度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思想所进行的纵向清理，那么“体系化”就意味着从空间结构上对中国文论思想进行的系统把握。或者说，前者更注重“史”（当然，“史”中必然也有论），后者更注重“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史’与‘论’不能截然分开，任何一部文学批评史的专著，都包含了作者的诠释、评论，但这毕竟不是主要的因素，批评史的主要任务是对文学批评进行现象层面的历史描述，‘史论’则还要兼顾本质层面的历史规律。”[6]可以说，相对于学科化而言，“体系化”基本上是重视“论”的成分，从本质规律层面去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点。 在“体系化”问题上，曾一度出现过两种明显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论思想中没有“体系”，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诗文评点、文章序言、或一些散见的书信谈论中，真正从一种体系学的角度去谈论文学理论问题的几乎没有。如蒋寅在《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从《文心雕龙谈起》中指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一部真正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而有的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就是一部“体大而思精”的巨著，张文勋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认为《文心雕龙》“第一次为我国文学理论总结出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有人认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具有一个体系结构。陈良运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中也反思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问题。王运熙和黄霖在他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前言》“我们这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是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加以论述的。”[7]。全书分为《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系统化的科学性研究来梳理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另外，还有人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潜体系”观念：“我们很难找到像西方那样明显的理论体系。然而，一旦把我们中国古代美学、文学理论作一些整体观照，则发现一些重要观念通过历代文论家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其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完善，从而形成了隐形的，潜在的体系”[8] 在我们追问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有没有体系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澄清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是体系？对谁而言的体系？为什么要问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体系这样一个问题？体系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它对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有着怎样价值评判意义？不管中国古代文论是“点到为止”、“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残篇散章之作，还是存在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或潜体系，这种“体系化”或“非体系化”的初衷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文论的另一条西化之路，即对于“体系”这一西方思维模式的中国式挪用。 在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思维倾向于用一种清晰的逻辑的体系化的科学性的话语去陈述或接近真理，但是，任何陈述都不仅仅是一种超验的话语，更多是一种体验的成分：“陈述是被语言的所有其他的分析假设出来的，而这些分析无需对陈述加以阐明。为了使语言成为对象，分解成不同的层次并得到描述和分析，就需要有一个总是可以确定的和非无限的‘陈述的给定物’”[9]，这个“给定物”就是陈述者自身已经具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体系（system）本身就意味着概念、范畴之间存在某种因缘联络。这与西方文论中对体系的追求与对科学和理性的崇仰也是一致的。可以说，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术语而存在的，它的背后有一个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作为支撑，因此，我们在用“体系”一词来衡量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有没有体系或有什么样的体系时，就忽略了这个背后潜在的文化异质性问题，不管得出的结论是有体系还是没有体系，是明体系还是潜体系，或者某种特殊的体系形式，所走向的路子，都不是在依照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和意义生成范式来探索问题，也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话语方式，而是走向了“西方中心主义”之路，或者“失语”之路。正如钱钟书先生指出的：“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失效”[10]。因为，中国古代文论中非常重视“妙悟”这样的阐释方式。而“领会是此在本身的本己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其情形是：这个于其本身的存在开展者随它本身一道存在的何所在。”[11]，在领会过程中，是外在之物与本身存在的照面，而不是在主体性的推动下进行“体系”式的解读。 中国学者之所以要用“体系”一语去介入中国古代文论，事实上，就是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普遍出现的“西化”浪潮的影响。“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12]在梁漱溟看来，科学和民主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两种精神背后其实就是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多诺这样陈述体系：“体系，即展示一无所不包的总体的形式，它反对思想的每个内容使思想绝对化，并使各种思想的内容归于消失。在给唯心主义提出任何论证前，它已是唯心主义的了”[13]，并且，他认为：“体系就是使精神扭曲，而狂暴就是每一种唯心主义的标志”[14]，“每一种体系都是这样一种秩序，这样一种荒缪的理性的产物：一种冒充自在的存在而被假设的东西”[15]。但事实上，在胡塞尔看来：“在观念规律和实在规律之间，在规范性规定与因果性规定之间，在逻辑必然性和实在必然性之间，在逻辑基础与实在基础之间”通常是具有“那种根本性的永远无法消除的差异”[16]。 既然“体系化”在中国文论研究中体现为这样的虚拟性的“观念规律”，那么他与“实在规律”之间，是肯定存在着永远无法消除的差异的。“体系化”作为一种中国文论的研究方式，他背后潮动的其实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让现代知识分子用一种崭新的视域去观照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本来自然而然的知识形态，突然就被视为异端，要么被当下的意识形态体系所改造，正如曹顺庆、吴兴明先生在《替换中的失落》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西学知识系统对传统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中国传统诗学已成为一种‘异质’的知识”，今天，我们关于诗学的大部分谈论在基本的知识质态和谱系背景上都是西学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艺术理论从术语、观念到体系结构，都往往要‘翻译’成西学质态的知识，对我们才可以‘理解’，才是‘清楚明白’的，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都须经过现代知识系统的解释、过滤和处理，才有进入当代中国知识世界的合法性。”[17] 中国文论研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潜意识，那就是西方诗学思想有如此精密的体系性和科学性，那么中国文论中有没有呢？如果有，那么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文论就可以和西方诗学进行对话，沟通和融会，如果没有，那么中国文论面对西方诗学体系就是另类的，异端的，不能成为一种科学性的能够登大雅之堂的理论体系。无疑这会导致在学术心理中的自卑和困惑。当然，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有的研究者经过对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的反复筛选，判断、把玩和分析，的确使得传统的中国文论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但是，有的研究者却用这种心态去缘木求鱼，把某些本身并非如此的东西变得奇形怪状。这种学术使命承担力是可贵的，但是，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体系化”的西方化之路并没有让中国文论研究中一再出现王国维、朱光潜、钱钟书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不过是一些散论而已，并无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却没有影响他成为大师。因为，中国文论话语有着自身独特的言说方式，“西方化”只能让中国文论异化成西方知识一种附庸，中国文论永远只能在西方诗学的体系框架和思想模式下喘息、变异、甚至灭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