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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文化批评与社会》写于1949年，首次发表于1951年，最终收入《棱镜集》(Prisms，1955)一书出版(Cf.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trans.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5,p.564)。 ②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in Prisms,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1,p.34.需要说明的是，此译本把“critical mind”译作“critical intelligence”。这里采用的是其他译本的译法(Cf.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79)。 ③⑦Rolf Tiedemann,“‘Not the First Philosophy,but a Last One’:Notes on Adorno’s Thought”,in Theodor W.Adorno,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A Philosophical Reader,ed.Rolf Tiedemann,trans.Rodney Livingstone et al.,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xvi,p.xv. ④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in Prisms,p.27. ⑤(24)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pp.405～406,pp.403,588. ⑥转引自细见和之《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谢海静、李浩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⑧转引自塞姆·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⑨君特·格拉斯：《未完待续……》，杨一兰选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⑩《集中营里也有幸福的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访谈录》，吴蕙仪译，载《译林》2005年第5期。 (11)J.M.库切：《保罗·策兰与他的译者》，《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12)塞姆·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第193页。 (13)参见格拉斯《奥斯威辛后的写作》，《与乌托邦赛跑》，林笳、陈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14)伊格尔顿说：“阿多诺和德曼共同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对于法西斯主义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作为一种过度的反应，他们的策略看起来有些古怪，但的确是可以理解的。”(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15)Theodor W.Adorno,“Commitment”,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eds.),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trans.Francis McDonagh,New York:Urizen Books,1978,p.312.Theodor W.Adorno,“Commitment”,in Notes to Literature,Volume Two,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p.87～88.此段文字据前一译本译出，据后一译本略作改动。 (16)此文的德语原文应该是没有小标题的，英译者为读者把握方便，增加小标题如下：《介入之争的乱象》、《萨特的哲学与艺术》、《布莱希特的说教》、《布莱希特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政治与诗歌语调》、《苦难问题》、《卡夫卡、贝克特与当代实验主义》、《法国与德国的文化传统》、《自律艺术的政治》。 (17)Cleanth Brooks,“The Formalist Critics”,in Charles E.Bressler(ed.),Literary Critic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Boston:Pearson Education,Inc.,2011,p.250. (18)(19)Theodor W.Adorno,“Commitment”,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p.313,p.312. (20)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威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李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21)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p.402.亦可参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威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165～166页。 (22)转引自《保罗·策兰诗选》“译者弁言”，孟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23)Lorenz Jger,Adorno:A Political Biography,trans.Stewart Spencer,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187. (25)参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威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192～195页。策兰的《子午线》参见《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200页。 (26)参见细见和之《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第207～208页；Theodor W.Adorno,Notes to Literature,Vol.One,pp.x,137。《瓦莱里的种种偏离》发表于《新评论》第71卷第1期，《山中对话》发表于《新评论》第71卷第2期。 (27)Cf.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pp.403～404. (28)关于“收回”云云，兹举三例。耶格尔说：“到写作《否定的辩证法》时，阿多诺已读过《死亡赋格》，也熟悉了策兰后来用更冷峻的诗歌语言写出的诗歌，这就促使他收回了他原来的那句格言。”(Lorenz Jger,Adorno:A Political Biography,p.187)费尔斯坦纳说：“策兰的诗在德国被人反复研读期间，特奥多尔·阿多诺终于发表了撤回自己的著名言论的声明。”(参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威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281页)库切说：“阿多诺于1966年不大情愿地收回他的话，也许是向《死亡赋格》让步。”(J.M.库切：《保罗·策兰与他的译者》，《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第126页。) (29)转引自谢永康《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逻辑和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参见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30)细见和之：《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第146～147页。 (31)(32)(33)(34)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46页，第362页，第363页，第367页。据英译文有改动(Cf.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4,pp.46～47,pp.361～362,pp.362～363,pp.366～367)。 (35)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68、369页。据英译文有改动(Cf.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367,368)。需要说明的是，英译本中并无“文化批判与野蛮状态不是不可以一致的”一句，可能是漏译。 (36)(37)Cf.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pp.191～192,pp.110～111. (38)实际上，也确实早已有中国学者针对阿多诺的命题制作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反命题：“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参见潘知常《生命的悲悯：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拙著〈生命美学论稿〉序言》，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王晓渔《“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8期。) (39)(4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第394页。 (41)(43)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第182、183～184页。 (42)阿多诺解释说：康德本人把二律背反辩证法中“即在反题中所应用的方法称之为‘怀疑的方法’(die skeptische Methode)”(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第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