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放着《舌尖下的中国——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作者李麦逊，重庆出版社2013年5月版），这已是此书第五个修订版了。本书修订再版是因为对“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极度厌恶和挑战。
    “这是一部批判中国食文化并带有追问、自剖、忏悔、既颠覆又具建设性的独特的大众文化读本。作者经由嚣张而幽微的食文化，来梳理和探究母文化中的病灶，为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救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以先为局中人后为局外人的独特视角、作家的敏感、诙谐犀利的语言和当代公民的担当，将普通民众熟视无睹甚至引以为傲的饕餮世界，嘲弄揭批得淋漓尽致体无完肤，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发人深省。
    苏格拉底有名言：“未经反思自省的人生不值得活。”中国食文化的书籍汗牛充栋，但大多是吹捧中华饮食的“国菜五品”即：色、香、味、意、形，而对中国食文化在铺张浪费、繁琐费时、不重营养、烟酒伤身、虐杀动物、罔顾环保等方面，却少有人涉及。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本书可能热情有余而深度略有不足，但作为一本开山之作，本书的价值在于抛砖引玉，让更多专业人士反思那些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世界”。
     
    饮食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底蕴
     
    或许有读者会问，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如此严峻，反思食文化是不是有些隔靴搔痒，太布尔乔亚了？但李麦逊宣称：“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国人的饥民人格、现世感和身体化生存，并形成和他人、环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紧张关系。”可谓一针见血，不妨看看2013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款吃喝，漂流猪、禽流感和老鼠肉以及复旦投毒事件。这几件反响巨大的公共事件既反映了当下现实，却又和食文化有着极其隐秘而深刻的联系。书中对此有详尽的挖掘和实证。新政反腐从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开始。漂流猪、禽流感和老鼠肉，反映了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公共卫生危机和环境压力，在肉类消费规模日益攀升，肉类养殖规模日益庞大的压力之下，肉品从业者对消费者和环境的漠视。而复旦投毒事件，当投毒学生每天麻木机械地做着小白鼠肝细胞损坏实验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因琐碎小事把同学当成了小白鼠，对动物的冷漠最终伤害的是人类自己。李麦逊在书中强调“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的残忍”，并详尽比较了古代十大名菜和十大酷刑之间的内在关系，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到位和震撼。
    李麦逊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王朝的兴衰循环律实为不加节制的吃祸。三千年前，“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因箕子认为象牙筷子必配玉碗，玉碗必盛佳肴，食佳肴必饰美服，饰美服必居豪宫，如此国危矣。五年后，纣王果然“为肉圃，临酒池”，过起了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纣遂以亡”。两千年前，鲁共公以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无味而进之”，规劝梁王“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认为纵情声色，口腹之欲必生淫逸之风，须立行远之。书中还有大量论证。
    饕餮是个图腾，貌似血盆大口狼吞虎咽最终撑死的怪兽，寓意贪婪残忍。一个饕餮民族，你很难让其官员们不贪污腐化大吃大喝；一个饕餮民族，你很难让其富人们不巧取豪夺，不炫耀性消费而去关心穷人疾苦；一个把吃喝当上帝（民以食为天）的民族，你很难让其对社会和环境有责任感。最终，一个过分“身体化”和“口腔化”的民族，官腐民败，世态炎凉、以邻为壑和“易粪相食”是必然陷阱和宿命。正如书中宣称：“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国人的饥民人格、现世感和身体化生存，并形成和他人、环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紧张关系。”
     
    文明复兴从改变饮食开始
     
    《舌尖下的中国》是对20世纪几波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反思和批判的继续和探索。第一波是在五四时期，在内忧外患刺激之下，以鲁迅为代表，秉持达尔文进化论，站在落后与现代二元对立立场，对贴上“小农落后思想”标签的传统文化激烈批判，给出的药方是“革命”。但事实证明，暴力“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革命播下仇恨的种子，收获的必定是仇恨。第二波以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政论片《河殇》等为代表，站在东西方文明对比立场，对中国“酱缸文化”猛烈揭批，药方是“全盘西化”。但一个社会的政经和文化是有机体，经历沉淀，难以照搬和移植。因此这一药方缺乏坚实社会基础和支持，在实践上易造成制度和文化的断裂，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最终归于失败。第三波文化批判以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任不寐的《灾变论》和系列片《神州》等为代表，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深入剖析，指出缺乏自我约束，没有超越性追求是文明停滞和衰败的症结。但是，西方基督教的兴起经历了数千年，让中国人一夜之间去信仰基督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甚至可能引发更多文化纷争。那么文化反思和批判的最终落脚点在哪里？中华文明的出路何在？
    传统中国的悲剧命运在于，富人和穷人、权贵和草民的区分只表现在财富和权势上，而在文化层面都是一样的吃货、饥民、流民和灾民；达则飞扬跋扈，富则为富不仁，弱则自怨自艾，穷则仇富妄为。无伦理道德，无超越性追求，各种美好的理想和口号都演变成内斗和纷争，最终一地鸡毛，死水微澜，培育不出中产阶级中流砥柱，这就是两千年来走不出治乱分合循环的根本。
    《舌尖下的中国》令人惊喜地给出了一个温和而可行的方案，那就是通过自律，先提升自己，后才有感召力以改变他人。诚如书中所言：“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国人的饥民人格、现世感和身体化生存，并形成和他人、环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紧张关系。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口腔的囚禁。必须将‘民以食为天’予以颠覆，回归到‘食以民为天’，中国人才能走出‘身体化生存’的精神囚笼，回归为健全的人，凝视自己，仰望星空。”是的，只有当人们摆脱对肉体欲望的沉迷，才会有超越性追求。有了超越性追求，才会最终诞生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走出历史恶性周期率。
     
    改变饮食习惯，重塑人格
     
    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一个健康社会，不可能由病态的个人组成。饕餮者在危及他人和社会的同时，还将造成自身低层次人格和命运。弗洛伊德认为，口唇人格，其最大特点就是自恋，是一个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人。这种人往往沉溺于吃喝等感官刺激，过于依赖、奴性，自我中心主义，强人所难，缺乏耐心，贪婪，多疑，悲观，暴躁。
    这样的性格与认知，其低层次的人生几乎不可避免。其最终结果是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却远不能向世界输出同量文明，整个社会沉浸在对物欲迷狂之中。中国人是堪比犹太人的顶尖聪明民族，但是这种聪明却在口腹之欲和无尽贪婪中消耗殚尽。作者以反讽的口气调侃道：“假如有个诺贝尔烹饪奖，中国人将独孤求败。”贪吃者无法获得别人的敬重，相反是鄙夷。
    如何从口唇人格中解放出来？在具体实行的层面上，首先要逐步改掉自己贪吃的毛病。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的心理对应着行为，如果能把行为加以改变，那么对应的心理特质就会变化，例如著名的系统脱敏疗法。口唇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注意力集中于“吃”，而广义的“吃”又以对吃喝的喜好为基础，甚至对烟、酒、茶等的过分依赖也是吃喝的一种扩展。婴儿要长大，就必须学会离开妈妈的乳头，学会用嘴之外的身体触碰世界；我们也必须让自己的变得不那么馋，变“活着为吃饭”为“吃饭为活着”。蔬食健康，就不必非得吃鸡鸭鱼肉；有肉蛋奶了，就别再为了“猎奇”而非要尝尝果子狸炖水牛鞭。也许这会让你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别人能吃而你不可以，但你一定不可以吃，就因为你试图长大，而别人还是个孩子，大人和小孩子比吃是有失身份的。
    在“别了——美食故乡”一章中，作者生动描述了曾沉溺于口腹之欲的不堪经历，最终不惮以逃离美食故乡天府之国的方式以求重塑或丰富自己人格格局，后来又坚决而轻易地戒掉烟酒、野味等，并减少肉食尝试素食，这种“以脚投票，从嘴开始”的方式，何尝不是一种人格的提升和革命？
     
    重建中国新饮食文化
     
    文明提升首先来自每一个公民的自制（Self-government）。只有克己，人才会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只有建立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自由才不会变成恣意妄为，平等才不会变成仇富和民粹，民主才不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然后宪政才会水到渠成地成为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追求和行动准则。
    在饮食上的自我控制，同时也是个人改变世界的最容易之道。托尔斯泰名言：“一个追求完美道德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素，相信素食能够带给那些想让天国来到人间的人们无比的喜悦，因为素食象征着人们对完美道德的渴求是真切的。一个人不可能不对此心生喜悦。”如果一个人，无需改变社会，无需改变他人，只需要自己微小的努力和改变，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慈悲人士、环保人士和动保人士，如果这样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资格奢谈那些更为宏大旷远的愿景？
    中华文明必将复兴，未来中国的新饮食文化，将建立在儒释道文化传统和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在保留了其精细可口色香味俱全的传统特色同时，将是清淡原味、多素少荤、不虐杀动物、注重环保的，总之，是一种气质高雅、清新自然并带有道德自律的新饮食文化。
    1987年，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健康饮食作家约翰·罗宾斯出版了《新美国饮食》（Diet for a New America），对美国肉食文化进行严厉批判，1991年同名纪录片发布，由此掀起轰轰烈烈的美国新饮食运动，无数的志士仁人在罗宾斯的感召下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我们可以相信，李麦逊的这本《舌尖下的中国》将是未来中国新饮食文化建设的一块里程碑式的厚重基石。
     
    作者：黎安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师，宗教学博士
    2013年5月10日星期五
         

本书是一部批判中国食文化并带有追问、自剖、忏悔、既颠覆又具建设性的独特的大众文化读本。作者经由嚣张而幽微的食文化，来梳理和探究母文化中的病灶，为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救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