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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阿多诺逝世之前，当越来越多的反驳进入他的视野之后，他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沉默了十年左右的时间。1962年，他才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开始公开回应： 我并不想缓和“奥斯威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它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鼓励介入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的冲动。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中，有一个人物曾问过这样的问题：“要是有人打你，打得你都骨折了，这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同样的问题是，艺术在今天是否还有存在的权利；社会本身的退化是否还未强加到介入文学概念中的精神退化之上。但是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同样也是正确的——文学必须反抗这种定论，换言之，必须意味着奥斯威辛之后文学的存在还没向犬儒主义屈服投降。文学自身的处境就是一个悖论的处境，而不仅仅是如何对它作出反应的问题。大量真实的苦难不允许被遗忘；帕斯卡尔的神学格言“不应该再睡觉了”必须被世俗化。但是，这种苦难，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幸意识，在禁止艺术存在的同时也要求着艺术的继续存在；实际上也只有在现在的艺术中，苦难才依然能感受到它自己的声音，获得慰藉，没有被艺术直接背叛。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作品中那种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被诋毁为形式主义的种种特征，让其作品具有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而这也正是软弱的诗歌(impotent poems)面对受害者所缺少的东西。(15) 在这篇题为“介入”的文章中，阿多诺从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入手，思考“介入文学”存在的问题和自律的文学存在的理由，进而质疑和批评萨特和布莱希特“艺术政治化”的主张。实际上，这也是他与本雅明争论(即所谓的“阿本之争”)的延续和对所争论问题的进一步清理。而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则是作为“苦难问题”(16)插入到这些问题之中的。这也意味着阿多诺的回应一方面是顺便提及，一方面也把这种回应纳入到了他对“介入文学”问题的思考之中。在他看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本身并无问题，因为它不仅不是禁令，而且还是对“介入文学”的一种鼓励。然而，这种鼓励又是通过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仅从英译文的角度看，这一句式让我想到了布鲁克斯的那个表达：“作为批评家，他只能以挑剔指谬的方式给(艺术家)提供帮助。”(17)这样，“否定的方式”既可以指涉“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说，也可以说阿多诺对“介入文学”的鼓励本身就含有挑剔指谬的意味。说得再通俗些，阿多诺的这种鼓励并非正面鼓励，而是批评式的鼓励，甚至有可能带有某种反讽的意味。因为“介入文学”虽然不能与“野蛮”等量齐观，但或许正是这种文学让阿多诺意识到了艺术是否还有合法存在的理由。同时，他也怀疑社会与精神齐退化的局面是否已作用于“介入文学”，让文学落入到了他所批评过的那种“肯定性文化”之中。如果阿多诺在这里的说法还显得比较含糊的话，那么在此段文字的结尾，他的这一想法已变得非常明确了。因为他认为，当种族灭绝成为“介入文学”的文化资产时，这种文学与那种产生过谋杀的文化进行合作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介入文学”一方面在所谓的“极限处境”中制造了人类依然兴旺繁荣的幻觉；另一方面，它又把恐怖和暴行制作成极限处境，并认为这种处境可以揭示人类的真实存在。“在这样一种亲切友好的存在主义氛围中，刽子手与受难者的区分变得模糊了；毕竟，二者同样都悬浮在可能的虚无之上，而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当然是不会让刽子手感到很不舒服的。”(18) 虽然阿多诺对“介入文学”颇有微词，但他毕竟承认了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具有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承认也只是一种有限的承认，因为：第一，如果承认奥斯威辛之后文学艺术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那么前提是犬儒主义或极权主义没有使它屈服；第二，虽然当今重要的艺术家通过其作品呈现了苦难，但即便是像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那样也难以逃脱艺术的悖论处境。因为，一旦把苦难转换为艺术形象，不谐调的刺耳乐音就会消解掉我们在受害者面前的那种羞耻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被枪托击倒在地的肉体痛苦无论多么遥远，这种情景经过所谓的艺术再现后都包含着从中生发出某种快感的力量”(19)。既如此，又该如何解决这一艺术难题呢? 阿多诺在这里并没有提供答案。而从这种回应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立场虽然有所后撤，但这种后撤又可称之为“战略撤退”，因为他在撤退中既有对“介入文学”的进攻，又有对艺术难题的确认。而经过如此这般的解释之后，这一问题显然也被进一步复杂化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在阿多诺所看重的那些能够呈现苦难的艺术样式中，诗歌依然难入他的法眼。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虽然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卡夫卡的小说和贝克特的戏剧那样的艺术通过形式创新具有了力量，但诗歌却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尽管恩岑斯伯格是以诗人诗作为例向阿多诺叫板，但阿多诺却没有以此接招。他依然把诗歌打入了另册。 这么说，是不是因为萨克丝一个人的诗歌还不够分量?倘如此，另一位诗人保罗·策兰呢?策兰其人其作又在阿多诺的心目中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呢?看来，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阿多诺与策兰的交往了。 策兰是犹太人，1920年出生于切尔诺维茨(今属乌克兰)，从小说德语。他的父母在德国入侵苏联时被纳粹关入集中营，并惨死在那里。他本人也在劳改营中被强迫劳动达一年半之久。“二战”结束后，策兰先后在布加勒斯特和维也纳居住过，并最终定居巴黎，以教书和翻译为生，同时开始诗歌写作。策兰的成名作《死亡赋格》写于1940年代中期，并于1947年首次以罗马尼亚文发表。1952年，随着诗集《罂粟与记忆》在德国出版，策兰开始在德语世界产生影响，尤其是收入诗集中的《死亡赋格》一诗备受关注，“被喻为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20)。 据阿多诺的传记作者穆勒—多姆介绍，阿多诺与策兰的交往是从1959年8月那次错过的会面开始的。当时，阿多诺正在瑞士恩加丁地区的锡尔斯—玛利亚村度假，而由于此前二人都有相互认识的兴趣和愿望，与他们相熟的斯丛迪便从中撮合，安排了策兰与阿多诺的会面，但策兰却携妻儿提前返回了巴黎。而根据策兰的解释，他是“并非出自偶然的因素”才与阿多诺失之交臂的。一个月之后，策兰根据这次未竟的相遇写出了一篇虚构的散文——《山中对话》(21)。在这篇谜一般的想象性的对话中，策兰把阿多诺比作“大犹”(Jew Big)，而把自己比作“小犹”(Jew Little)。这既应该是指阿多诺的年龄之大(文中说他比自己“大出犹太人正常寿命的四分之一”。阿多诺实际上比策兰年长十七岁)，也应该是指阿多诺的个子之高(实际上阿多诺的个子并不高)，同时也可看作策兰对阿多诺的仰慕之词。两位犹太人在两边长满“头巾百合”和“野莴苣”的路上相遇了：“可怜的头巾百合，可怜的野莴苣!就站在那儿，表兄表弟，站在山中一条道路上，拐杖没声了，石头沉默了，但这沉默绝不是沉默，没有一言一语停下来，只不过是一个间歇，一道词语缺口，一个空格，你看见所有的音节站在四周；那是舌头和嘴巴，这两样东西还和从前一样，只是眼睛里蒙上了一层云翳，而你们，可怜的你们，站不直，也不开花，你们不在了，这七月也不是七月。”(22)策兰把他们两人比作“一对表兄弟”，似乎也把这次“相遇”看作一个重要事件。而在那场用诗一般的梦幻语言虚构出来的交谈中，我们仿佛也听到了策兰向阿多诺的倾诉：语言、命名、创伤体验、写作的可能性、犹太人的命运……有资料显示，当阿多诺写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名句时，他很可能并没有读过策兰的《死亡赋格》，但策兰却是熟悉阿多诺那个富有挑战性的论点的，因为他在诗集《换气》(1967)出版前后的一则笔记中，还曾这样写道：“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阿多诺)：这里暗指哪一种‘诗歌’观念?竟敢从夜莺和歌鸫的视角靠假设和推测去评论或描述奥斯威辛，这种人胆子真大，简直是狂妄之极。”(23)如果在写《山中对话》时策兰已对阿多诺有了这样一种认识，那么，这个文本除了其他层面的寓意之外，或许还有一层深藏不露的意思：他想通过这种特殊的表达，非常含蓄地暗示阿多诺，他那句争议很大的定论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错过这次会面之后不久，策兰与阿多诺终于在法兰克福相遇。而当他得知自己将会获得毕希纳奖时，便把《山中对话》寄给了阿多诺，并在写于1960年5月23日的信中说：这篇散文的题目也可以叫做“犹太德国人”，“我真的很想知道您是不是喜欢它”。阿多诺读后则在回信(1960年6月13日)中表示了他对这篇作品的肯定，并引用其新著《马勒：音乐的观相术》(1960)中对马勒第九交响乐的解释与之呼应。阿多诺这样做是想表明，这篇散文中那种你来我往的对话结构并未逃出他的注意：“在我看来，音乐元素确实已进入到诗歌之中。”与此同时，他也对策兰即将获奖表示祝贺：“在德国所有的文学奖项中，毕希纳奖大概是唯一真正有些意味的奖项。”而当策兰于1960年10月获得此奖时，他在致辞中的一些观点也与阿多诺《文学笔记》中的思想不谋而合(24)。据策兰传记作者的研究，策兰从当年5月开始便在准备题为“子午线”的获奖致辞，所做的笔记和打的草稿达三百一十四页之多。他在致辞中提到了《山中对话》，并反复提到了“相遇”(诗歌与语言、与他人、与他自己的相遇)，而类似“艺术要进入你最深层的困境。让你彻底自由”(25)之类的句子，或许也正是阿多诺所欣赏的表达。于是，当阿多诺的《瓦莱里的种种偏离》与策兰的《山中对话》于1960年先后发表于德国《新评论》杂志上，前者收进《文学笔记》第二卷并于1961年出版时，阿多诺特意在题目之下加了一句“给保罗·策兰”的题献，这也被看作是对《山中对话》的间接回应(26)。1961年春，阿多诺在法兰西公学院有三次讲座，他曾给策兰发去邀请。他还想把策兰引荐给贝克特，但没有成功。然而，在60年代初的“戈尔事件”(即伊凡·戈尔的遗孀克莱尔·戈尔公开指控策兰剽窃了戈尔的某些德语诗)中，阿多诺虽然已听说在这件事情上策兰饱受冤屈，但他并没有站出来声援策兰，而只是想为策兰的诗集《语言栅栏》(1959)写一篇评论文章，以此表示其支持。为写这篇文章，阿多诺已做了一些笔记，但因为此时他已投入到《美学理论》的写作之中，此文的写作只得一拖再拖，终未成篇，这让策兰深感遗憾。但尽管如此，当《否定的辩证法》(1966)面世时，策兰依然不吝赞许之词。而策兰的夸赞则给阿多诺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此书“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部分，阿多诺收回了他原来的那个命题(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