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是在面向学生授课，这里呈现的思考与《否定的辩证法》中简短的论述相比，内容要显得更丰富，表达也更婉转、更细腻。归纳一下，阿多诺在这里主要涉及以下五层意思：首先，“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不能理解得过于机械。通过他自己的解释，也反证出“提喻”之说是可以成立的。其次，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再写诗”和“必须去写诗”是一个二律背反问题，而这也是阿多诺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以如此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命题。第三，借用黑格尔的论说为自己的这种思考提供证据，这样也就接通了他在《介入》一文中的类似说法。第四，推出了“奥斯威辛之后人们是否还能继续活着”的命题，并以自己被噩梦折磨为例，呈现这一问题的残酷性。第五，在我没有引述的部分(近三百字内容)，阿多诺呼应了他在《介入》中所举的《死无葬身之地》的例子，并认为萨特通过年轻的抵抗战士说出的那番话实际上涉及一个严肃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有吸收了这一问题的思想才有力量。这其实是第四层意思的延伸。通过这五层意思，我们也可看出阿多诺讲课时那种呈现着思考过程且相对柔和的陈述如何演变成《否定的辩证法》中那种更执著的追问和更冷硬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层意思。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把阿多诺所谓的二律背反进一步明确为： 正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 反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 这组命题更尖锐的表达应该是： 正题：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38) 反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显然，当阿多诺在二律背反的层面并在康德所论的来回摇摆中呈现自己的犹疑时，这其实已拓宽了我们理解这一命题的思路。众所周知，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四对二律背反命题，同时他也指出了理性面对这些命题时的困窘：“不幸的是，对于思辨而言(但也许对于人的实践使命而言倒是幸运的)，理性感到自己在它的那些最大的期望中陷入了被正反论据的争夺的困境，以至于无论是为了它的荣誉还是哪怕为了它的安全，都不宜退缩，也不宜于把这种纷争淡然视作只是一种战斗游戏，更不能要求完全和解，因为争执的对象是利害攸关的。”(39)与此同时，康德还进一步思考了人们面对二律背反难题的摇摆状态：“假如一个人可以宣布摆脱一切利益，而对理性的各种主张不管任何后果、只按照其根据的内容来进行考察：那么一个这样的人，假定他不知道走出困境的任何其他出路，只知道信奉一个或另一个有争议的学说的话，他就会处于一种不断的动摇状态。今天在他看来显得可以确信的是，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明天，如果他考察那不可解开的自然链条的话，他又会认为自由无非是一种自欺，而一切都只是自然而已。”(40)阿多诺提及康德时虽然没有点明出处，但他所谓的“摇摆”显然与康德的上述所论形成了某种关联。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阿多诺在其他地方对康德二律背反的解读。比如，在《道德哲学的问题》(1963)的讲稿中，他就反复提醒过康德所谓的二律背反中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二律背反学说的本质就在于，这种矛盾是在我已经说过的那种理性批判的澄明意图与形而上学的拯救意图之间得到了表达。康德并没有说出这些意图，但它们却深深地浸透在他的哲学里面，按照康德的观点，这两种意图在理性中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们在理性中使自己发生同等效用，因此，这种两种意图之间的矛盾情结导致了不可消除的矛盾。”(41)把阿多诺对康德的解读带入到他在艺术中设置的二律背反命题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说这对命题本身就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说，当阿多诺把它们看成一对二律背反的命题时，他也像康德那样在其命题中蕴含着自己那种理性批判的澄明意图和形而上学的拯救意图。也就是说，虽然从《文化批评与社会》开始，阿多诺一直出示的是“反题”，但也正是通过这种“怀疑的方法”(42)，他既逼迫着知识界进入到对这一问题的哲学反思之中，同时他也在其所批判的文化批评终止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文化批判。而“反题”背后隐含的那个“正题”，则表明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拯救意图。明乎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阿多诺要把这一命题带入到形而上学的层面加以讨论了。 如此看来，“奥斯威辛之后”命题既非禁令，也非咒语，而是阿多诺面对文化重建问题的一种极端性表达，其中又隐含着他对奥斯威辛之后文学艺术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深刻关切。它固然是以单维而否定的面目横空出世的，但是却又隐含着对艺术的肯定之维。而在阿多诺后来的反复论述中，这种双向逆反的结构也确实呈现得越来越清晰明朗：如果说艺术的否定之维是批判，是对艺术不应该有的样子的拒绝，那么艺术的肯定之维则是拯救，是对艺术应该有的样子的期待。而在我看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否野蛮、艺术是否可能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阿多诺形成了如此看待文学艺术问题的视角，进而逼迫人们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注目沉思。他在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摇摆状态”也恰恰说明，对这种终极问题进行执著的“哲学反思”才是最为重要的。而反思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呈现问题。阿多诺在《道德哲学的问题》的第十六讲(1963年7月23日)中曾以易卜生的《野鸭》为例，讲述过观念伦理学与责任伦理学的关系。他引施伦特尔的话说：“野鸭没有解决矛盾，取而代之的是表现矛盾的不可解决性。”随后他又进一步评论说：“简言之，当我向你们讲矛盾的不可解决性被显示出来，这句话就意味着，这里不仅完成了认识，而且还实现了彻底的具体化，即‘在错误的生活里不存在正确的生活’。”(43)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这番说法挪用过来，作为理解他的艺术二律背反命题的入门钥匙：阿多诺解决了“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否可能”的矛盾了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他的功劳就像易卜生那样，不仅在于呈现了这种矛盾，而且呈现了这种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之前，反思展开了，认识也完成了。 或许，这才是“奥斯威辛之后”命题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反复在形而下的层面争论奥斯威辛之后能否写诗、写诗是否野蛮，很大程度上已偏离了阿多诺的思维轨道。这样的争论不能说全无意义，但毕竟已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