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以上的交往情况可以看出，策兰确实进入到了阿多诺的视野之中。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虽未提及策兰的名字，但当他又一次郑重其事地面对“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否可能”的问题时，他对策兰诗歌的感受与理解很可能已直接参与到了他的相关思考之中。但这是不是意味着阿多诺“收回”了他原来的那个命题，却是值得认真辨析的(28)。许多人只是看到阿多诺说了一句“以前的说法也许错误”之类的话，就觉得阿多诺已改弦更张，这其实已大大简化了阿多诺的思想。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回到《否定的辩证法》中相关论述的具体语境。 《否定的辩证法》论述到的问题很多，但其核心问题显然是对传统形而上学中同一性辩证法的批判；通过这种“破”，从而“立”起阿多诺自己所追求的那种“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在此书的开篇不久就说过：“从历史上看，哲学真正的兴趣是在那些黑格尔及其传统一致地表示不感兴趣的地方：在于那些非概念的、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自柏拉图以来，这些东西就被作为易逝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来处理，被黑格尔贴上‘惰性实存’的标签。哲学的主题应该是被它贬低为在定额上可忽略不计的量的质。概念急切要求的是那些它够不着的、被它的抽象机制排除的东西，那些并未成为概念之样本的东西。”(29)这段论述显然可以丰富我们对“非同一性”的理解。长期以来，黑格尔等哲学家关心的是普遍和一般的东西(同一性)，却把个别、特殊和异质的东西(非同一性)轻易地排除在了他们的体系和思考之外。日本学者细见和之在解读“非同一性”时，曾经形象地指出：如果把男女之爱完全理解为异性恋，那么这就是一种同一性的思维。从这种同一性立场出发，同性恋就是一种非同一性事物。“不能认同异性恋以外的爱的人，就好像纳粹分子，他们要抹杀掉同性恋这种‘非同一性事物’。”(30)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阿多诺要对布莱希特的那种谬论大加批判了：“布莱希特的说法——政党有上千双眼睛，而个人却只有一双——像任何陈词滥调一样虚假。一个异议者的精准想象要比上千双戴着同样粉红色眼镜、把自己之所见和普遍真理混为一谈的退化之眼看得更清楚。”(31)在这里，由于布莱希特强调了集体的力量(同一性)，却抹杀了个体的思考与认知(非同一性)，他的论述也就成了同一性哲学的回声，从而呈现出一种虚假之相。 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中，阿多诺进入了此书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而这种沉思并没有拐弯抹角，而是一开始就端上了“奥斯威辛之后”的话题。在阿多诺看来，第一自然的灾难(里斯本的大地震)与第二自然的灾难(奥斯威辛的大屠杀)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正是这种对数百万人管理式的谋杀方式使得死亡成了一件并不可怕的事情”。而“在集中营中，死掉的也不再是个人，而是样品”。因此，“种族灭绝是绝对的整合。无论人们在哪里被消灭——或者用德国军队的说法是‘被干掉’——直到把他们当作与总体上无价值的概念有偏差的东西被彻底灭绝，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奥斯威辛确认了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32)。可以说，正是通过剖析那种进入管理模式的大规模屠杀，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才落到了现实的地面；而在阿多诺的眼中，奥斯威辛或法西斯主义则成了同一性哲学的同谋。既然这场灾难如此沉痛，那么，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人们该如何面对这种痛苦呢?让我们看看阿多诺的以下说法：“经年累月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并不为错：奥斯威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特别是那种偶然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本应被处死的人，他们还能否继续活下去?他的幸存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它们就不会有奥斯威辛；这就是那种被赦免的人的莫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根本不再活着，他在1944年就被送进焚尸炉里了，他的整个存在一直都是虚构的，是一个20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荒唐心愿的流淌。”(33)这就是那个被许多人认为是“收回”了以前命题的著名段落。但仔细分析，我们又会发现阿多诺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表达。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了人们表达痛苦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以前那个命题可能有错(阿多诺在此处特意用了一种不确定的说法)；另一方面，他马上又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奥斯威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如果说前面的问题还停留在文学或艺术领域，那么后面的问题则进入到了形而上学的框架之中。或者也可以说，他把文学或艺术问题拖进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之中，让它也在“第一哲学”中进一步敞开自己，接受检验。而在随后的论述中，阿多诺不但又回到了《文化批评与社会》一文的总体思路中，而且其用词和表达也更加激烈。他说：“文化憎恶恶臭，因为它发出恶臭——正如布莱希特用华丽的词句所说的那样，因为文化的大厦是用狗屎建造起来的。在写出这句话的几年之后，奥斯威辛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所有的后奥斯威辛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而由于文化已变成了意识形态，所以，“无论谁为维持这种应被彻底谴责和破烂不堪的文化而进行辩护，他都成了它的同谋；而那种对文化说‘不’的人则直接推进了我们的文化所呈现出的野蛮状态”(34)。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东方国家是如何去对待文化的：“当共产党官员(apparatchiks)把他们行政管理的野蛮当作文化喝彩并把其危害当作不可分割的遗产加以保护时，他们证明了文化的现实性，即基础像他们把上层建筑置于自己管理之下的拆解一样是野蛮的。”另一方面，德国却是另一种情况：“当法西斯分子拼命反对具有破坏性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海德格尔却正把破坏弄成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可以穿透存在的手段。文化批判与野蛮状态不是不可以一致的。”(35) 通过以上引述，我们马上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旦进入到文化领域，阿多诺的问题意识、用词习惯(如频繁地使用“野蛮”)与《文化批评与社会》并无任何区别。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承认“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提喻的意义上指涉整个文化的破败和失败，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阿多诺表面上在说这一命题有误，实际上却通过强化文化方面的思考和论述，反证出了这一命题的冷峻与严肃?或者也可以说，虽然他暂时放弃了“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种太刺耳的说法，却又不断用“奥斯威辛之后文化是野蛮的”之类的表达来填补那种因其放弃所留下的空间，仿佛是在用后者的“在场”暗示着前者的“缺席”，又仿佛意味着“缺席”与“在场”的东西本是同根生，与“在场”的东西相比，“缺席”的东西并不见得无足轻重。 那么，又该怎样对待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这一处的退让呢?除了此书已经呈现的那些论述，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挑明的未尽之意或言外之意?若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面对《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1965)中的那处回应了。据这本书的编者蒂德曼介绍，它是根据阿多诺上课的录音整理出来的一部讲稿，迟至1998年，它才被编入阿多诺的遗著中。蒂德曼说，从1960年开始，阿多诺分别开设过几次课程，而这些课程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在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写作做着相关的前期准备。“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也是其中的一次课程，此课程开设于1965年的夏季学期，其内容直接关联着《否定的辩证法》中的最后一个“模式”：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36)。在这十八讲内容中，阿多诺从“什么是形而上学”谈起，一直谈到了“形而上学经验”。而在进行到第十四讲“自我的清除”时，阿多诺在结束部分又一次触及到了“奥斯威辛之后能否写诗”的话题。由于这部分文字很少被人关注过，也由于它们恰好可以与《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相关论述形成对照，我将其较完整地翻译如下： 我曾经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人们不能再写诗了，写出这句话时我没料到会引发一场讨论。出乎我的意料是因为就哲学的本性而言——我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是哲学，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即便它没有涉及所谓的哲学主题——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意会。哲学从来都只涉及各种趋势而不包含事实陈述。根据表面意思来判断这一陈述并且说：“他曾写过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再写诗了，所以要么人们真的不能写诗——假如有人去写，那这个人就是个无赖或冷血动物；要么他是错的，他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是对哲学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起因于哲学越来越亲近全能的科学发展趋势。那么，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哲学反思恰恰存在于这两种不同的、如此截然对立的可能性的缝隙之间，或者借用康德的术语，是存在于这两者的“摇摆状态”(vibration)之间。正如我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不能(could not)写诗了——借助于这一说法，意味着我指向了那个时候复苏后的文化的空洞虚伪；另一方面，这句话表述为人们必须(must)写诗同样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就和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的陈述——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苦难意识(awareness of suffering)，那就必须也有作为这种意识之客观形式的艺术同时存在——协调一致了。不过天晓得，这并不是说我能解决这种二律背反，而自从我自己的冲动在这种二律背反中正好站在艺术一边之后，也意味着我更少这么去做了，这样我就被错误地指控为想要压制写诗。东部地区的报纸甚至说我已公然宣称与艺术为敌，说我因此已采取了一种野蛮的立场。不过人们必须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尽管它所依据的形而上学整体上已暂时失效。实际上，所有那些否定和规避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如何还能正好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形而上学特征，这本身就令人好奇。我要谈论的是奥斯威辛之后人们是否还能活着(live)的问题。比如，这一问题就反复出现在那些折磨着我的梦中，在梦中我有一种感受：我真的不再活着了，我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些奥斯威辛遇难者心愿的流淌(emanation)。这样，那些希望拿到证据而默许此说的抱怨者很快就会把我的这番话转化成一种论据：对于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思考着的人来说，这也正是他应该自我了断的时候——对此，我只能回应道：我敢肯定那些先生们会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但是只要我能表达我正试图表达的东西，只要我相信我正在为那些找不到表达的东西寻求着语词，我就不应该在那种希望和心愿面前让步，除非遇到了被强迫的极端情况。(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