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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阿多诺的一个著名的诗学命题，此命题面世后便遭到了诸多作家的反驳，误解颇多。从1962年开始，阿多诺曾分别在《介入》、《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否定的辩证法》等著作文章中公开回应，既削弱其锋芒，也修改其表达，更是不断追加其意涵，最终使此命题呈二律背反之貌。本文从大量的原始材料入手，描述和分析阿多诺的思维轨迹和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进而呈现阿多诺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在否定与肯定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摇摆状态”仅仅意味着：对于终极问题进行执著的“哲学反思”才是最为重要的，其他都可忽略不计。“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价值和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这里。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文本与潜文本：20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阿多诺的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也是一个著名的美学论断和诗学命题，一般称之为“奥斯威辛之后”命题。它最初出现在《文化批评与社会》①一文的结尾部分，其上下文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极权程度越高，精神的物化程度就越严重，而精神单靠自己逃离其物化的尝试也就越自相矛盾。就连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有沦为茶余饭后之闲谈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到这样一种认识：为什么写诗在今天已变得不可能了。绝对的物化曾把智识进步预设为自己的要素之一，如今却有吸收整个精神的架势。如果批判精神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之中，它就无法应对这种挑战。”②由于此文通篇在声讨极权主义时期被纳粹污染、扭曲的文化，由于在这种文化中文化批评本身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所以他最后才撂下了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句子。阿多诺的学生蒂德曼曾经解释说：“在阿多诺的这个句子中，‘写诗’是一种提喻法(synecdoche)；它代表着艺术本身，并最终代表着整个文化。”③从阿多诺全文的逻辑走向上看，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阿多诺通篇都在谈文化(偶尔涉及艺术问题)，当谈到高潮部分时，他便以局部代整体，亮出了提喻这把杀手锏，从而进一步指出奥斯威辛之后艺术创作的不可能性与文化的非正义性。若进一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把阿多诺的这句表达理解为一种话语策略，即为了呈现文化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提喻把这种严重性推向了极致：当文化已经充分野蛮化之后，以文化的名义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或艺术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内容也很难逃脱野蛮的魔掌。尤其是当艺术“为了美化这个社会”而“肯定着和谐原则的有效性”④时，它也就成了文化的同谋。这样一种艺术当然是野蛮的。 但问题是，许多人并没有把这个句子看作提喻，而是看作了一道文学或艺术的禁令。面对种种误解，阿多诺不得不对这句话反复解释，既削弱其锋芒，也修改其表达。这种解释中的退让和退让中的解释本身已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症候；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解释，这句话也不断获得了一些追加意涵，它们与原意叠合在一起，共同深化和完善了这一命题。 有必要首先进入反驳者的队伍之中，看看他们的强大阵容。 据史蒂芬·穆勒—多姆梳理，在20世纪50年代，反对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作家便有一长串名单，其中又尤以安德施、恩岑斯伯格和希尔德斯海默更为著名。安德施曾与阿多诺有过长长的通信，他们在信中虽未涉及奥斯威辛之后的诗歌问题，但安德施在1959年的一次演讲中有意在呼吁一种勇敢面对恐怖的文学，一种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这似乎就是针对阿多诺的。而恩岑斯伯格则在1959年提供了一个文学的例证——在其诗作中重点思考过杀戮与被杀戮、追逐与逃亡、暴力与死亡之关系的犹太诗人奈莉·萨克丝，以此来回敬阿多诺：“救赎语言并让其具有魅力是写过《在死亡的寓所》(In the Dwellings of Death)那样的人的职责。”⑤“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反驳这个命题——阿多诺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命题，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而萨克丝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⑥此外，汉娜·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京特·安德斯也曾反对过⑦。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性看法是：“唯有通过文学，事实才能澄清；唯有通过具体的情景，大量难以述说的事情才能得以澄清并令人难忘。”⑧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去世不久的格拉斯也是反驳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只是由于他当时人微言轻，其声音还不可能抵达阿多诺那里。但我们依然可以把他的反驳之词作为旁证。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曾经回顾：在20世纪50年代初，“像我这样稍微年轻一点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曾经陷入过困境，原因就是特奥多·阿多诺的一句禁令：‘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野蛮的行为，这就是在今天写诗已经成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的原因……’换句话说，‘未完待续……’将在以后的岁月中消失。可是我们依然在进行写作。……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要绕着这句禁令行走。即便是这样，阿多诺关于那堵墙的写作已经保持着它的力量直至今日。属于我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与之进行了公开的抗争”⑨。 在德国之外，反驳者的声音也此伏彼起，只是阿多诺就更不可能听到了，因为它们大都出现在阿多诺去世之后。这种状况或许与《文化批评与社会》一文的翻译有关。迟至1981年，美国西北大学的韦伯夫妇才把收入此文的《棱镜集》译成英文。以下兹举三例，以此说明德国之外的反驳之词也不可谓不强大。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我坚决反对阿多诺的这句话，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能够创作小说，但不是现实主义小说。阿多诺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不妨设想一下，难道艺术会绕开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悲剧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诗人感到了为奥斯威辛写作的必要，却同时不能满足美学的要求，这同样也是荒唐的。奥斯威辛有一种特殊的美学。”⑩南非作家库切在评论策兰的诗歌且为之辩护时，也不无反讽地写道：阿多诺“先是在1951年宣布继而在1965年重申‘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还大可以再加上：用德语写诗则加倍野蛮”(11)。 学者中也不乏这种声音。荷兰文学批评家德累斯顿曾经说过：“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再写诗，那就是野蛮之举……’这句话不容读者有误解作者的任何余地。令人不快的是，我未能找到这样绝对形式的措辞。……我不费力就可以假定，他反对战争文学，这是因为他说‘野蛮’并不是无的放矢。并非无的放矢，那目的何在呢?翻一翻他的《美学理论》，‘野蛮’一词反复跳入眼帘，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所以我真难以理解，严格地说，他在这些详细的文化和社会论述中瞄准的是什么目标。……总之，我不得不承认，阿多诺这些言论并不能使人深受启发。他数十次断言或判定文学的终结，但无论野蛮与否，文学还是继续前进；虽然对文学的执著已经过去，或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但文学的作用注定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12) 很显然，“奥斯威辛之后”命题就是伴随着种种误解传播开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接受史便是一部误解史。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误读、误解中，我们往往又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误解者或者没有去认真追寻阿多诺的思路与理路(甚至有可能像格拉斯那样仅凭“道听途说”就形成了相关的反应(13))，或者即便思考过阿多诺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却也依然像伊格尔顿那样，把阿多诺的问题看作是他对法西斯主义的“过度反应”，进而对他抱以一种“同情的理解”(14)。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大大简化了阿多诺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