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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对当代文论的启迪价值 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政治思想界引起褒贬不一的极大反响和争议，对此本文暂不做评论。然而，几乎无可争议的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界几乎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拉墨的话语接合理论在晚近的文化研究中一展身手，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运用与发展。正如拉克劳在接受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鲍曼的访谈时所说：“(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已被更新的左派所代替)这些最新的左派以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作为其理论基础。……新兴的学术左派对我们思想中严格的理论性方面(话语理论、主体理论、对抗理论等等)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其结果就是，热衷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精神分析、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人们纷纷对我们的著作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和意见。”[3](P166)。拉墨的理论对文化批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斯图亚特·霍尔、托尼·贝内特、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的文化研究之中。当然，与拉墨彻底的话语接合不同，晚近文化研究在借用后马克思主义“接合”理论时，对它给予了独特的改造，体现了文化研究一贯的善于接合、善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即把单纯的话语接合发展为话语接合与非话语的接合，使得晚近文化研究走向了文化符号阐释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接合。限于篇幅，关于这个话题笔者在另文中论述。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接合理论虽是一种文化政治哲学，然而却具有极高的文化诗学理论意义和文化批评实践价值。可以说，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接合”乃无处不在，话语接合主义理论及其批评方法的威力随处可见。正如拉墨所指出的：“文化斗争领域在政治认同的建设中具有根本的作用。领导权并不是在狭隘意义上局限于政治学领域的链接，而是包括了新文化的建设。这影响到人们在所有层次上的认同及其与世界关系(性、隐私的建构、娱乐的形式、审美的快乐等)的形成。以此方式来看，领导权自然并不是党派或主体的领导权，而是不同运作和中介的广大集体领导权，它具体体现在一个确定的结构中。”[1](P227) 拿我们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来说，“接合”理论对于诠释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就极具方法论意义。艺术与宗教、伦理、政治、习俗的连接，从来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过去如此，今日依然。艺术自律只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美学观念，艺术的常态恰恰是以同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相连接的形态而存在。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文化审美学、文化诗学乃至文化批评学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方法，“接合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与方法论意义是：(1)重视话语研究，重视语境批评；(2)对大众文化批评的借鉴价值；(3)对文化政治研究的启迪意义；(4)对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意义；(5)对历史转捩期文化转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6)对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意义；等等。 当代美国传播学者斯莱克(Jennifer Daryl Slack)认为：接合(articulation)“可能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generative)的概念之一。它对于理解文化理论家如何构想世界、分析世界和参与形塑世界至关重要”。⑥ 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后马克思主义接合论批评是对当代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的矫正。文化研究学者可以创造性地借镜接合理论批评的方法和实践，并以“接合”克服鲍德里亚的“表征的危机”，以“接合”超越德里达的“一味的解构”，以“接合”取代利奥塔的“绝对的差异化”。可见，接合论(接合主义、接合理论、接合批评)优于解构论(解构主义、解构理论、解构批评)和后现代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接合批评比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更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建设性，体现了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统一。“接合(articulation)”已然成为当今西方理论和批评中最前沿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成为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下社会运作、话语政治、理论阐释、理论建构和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学术表征，堪称当今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一个最新的学术转向。可以说，拉克劳—墨菲和霍尔—贝内特等人的“接合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接合批评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充分表明“接合主义”已接合、包容、超越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一个“接合主义”的理论时代已然来临。 因此，本文的结语是：走向“接合主义”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古今会通、中西互动、文史哲相互渗透、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美学研究、诗学研究、文化研究及其批评实践来说，“接合”比“融合”、“整合”等术语更具有建设性、当代性、广泛性、理论性、实践性、可言说性和可操作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