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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对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当代西方各种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西方左翼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同时也反过来给它们以巨大影响。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其同一性又不是围绕“阶级利益”建构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政治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妇女、学生、移民、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反核的和平主义者、反全球化运动者等，因而必须重新构想新社会运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新战略。拉克劳写道：“《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链接起来。”[2](P14)拉墨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一方面是阶级主体的破碎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它不能再简单地划分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拉墨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大写的、历史必然性的、暴力革命的、基础主义的解放话语之式微，导致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兴起。每一个对抗，都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我们面对着一个真正充满歧义的领域。……每种对抗的表现形式无法预先决定，而是领导权斗争的一种结果。”[1](P188)随之也带来“阐释的战争”，各种斗争都有自己的诉求，“都自行其是，带有局部特征，而且因此可以表达成完全不同的话语”[1](P189)。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凝聚力。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力量因而需要领导权的接合，“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1](P191)。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仍然有效的部分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应当得到拯救。复兴和重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重新规划激进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策略，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这也是墨菲《政治的回归》一书的主旨。拉墨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2](P15)拉墨虽质疑普遍阶级的理念，但不赞成极端后现代主义的绝对异质性的政治立场，因而提出话语连接和霸权接合的重要性。接合(articulation)是一种在差异基础上的等同性话语实践。通过霸权接合，新社会运动主体身份得以确立或身份认同得以实现，解放诉求和意义阐释诉求通过等同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得以具体实现。身份认同、新领导权接合或激进民主政治的意义既非固定不变，也不是绝对差异纷争的，而是在与其他斗争形式的连接中暂时地被部分固定。并且，这样一种霸权接合永远不会终结。正如雷蒙·威廉斯所阐发的，霸权总是一个过程，带着特定的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总是不断地被更新、被改造、被修饰并受到反霸权的挑战。[6](P121) 与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统一主体及其政治理念相反，拉墨提倡的是一种激进多元的民主立场。墨菲指出，新霸权的建构虽是民主事业，却依然弥漫着斗争的气息，因而被称为“激进民主政治学”。墨菲认为，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理念将近代人人平等的概念从公共领域扩大到了经济关系，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则将这种平等原则扩展到了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等新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平等不是一种同质化或同一性逻辑，而是承认复数、差异和多样性的“等同逻辑”。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对此所作的理论回应。建立新霸权作为社会主义新策略，即通过话语接合，建立表达新社会运动各个成员某种等值性诉求的联盟，等同链的另一侧是一个共同的否定性指涉物或“共同的敌人”。墨菲把这种联盟称为与“他们”相对的“我们”的维度。激进多元民主的目标是“在差异和冲突的语境中建构一个‘我们’”，即建立一个关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等同性联盟，把诸如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新社会运动的反抗连接成一个可以称之为“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简洁而通俗地讲，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新构想的领导权就是这个“我们”。[4](P8-9) 拉墨反复强调：“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2](P4)。“领导权的连接是根本性的政治。”[2](第二版序P8)政治及领导权不是上层建筑，而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2](第二版序P9)。政治及其领导权连接不是必然与阶级和政党联系在一起的，也不是必然和预先设定的；而是历史建构和话语接合的，并且是不断解接合和再接合的，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中也指出：政治的关键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权的连接。“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4](P3)拉墨认为，由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具有社会本体的地位，因而其政治领导权连接就不是围绕某一个固定点展开，而是表现为葛兰西所说的一个个的阵地战。这是因为，“如果社会整体的接合是政治接合，那么社会之所有层面无不是权力与反抗形式得以操作的场域，既然这些接合并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和必然的根源，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和本质性的权力场所，而毋宁有多重维度、多样的斗争。它们的统一性(或分离)一直是不断地被重新界定着。”[3](P59)新社会运动身份认同与激进民主政治是差异性与等同性、自主性与领导权之间的相互限制和辩证统一。拉墨的身份认同政治、新霸权策略或激进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策略是对极权主义政治(无论是前苏联式的或撒切尔夫人式的)与后现代主义政治的双重质疑、批判和超越。 拉墨指出：“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3](P103)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所要建立的新领导权既非资产阶级的霸权，亦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当今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力量的领导权，是诸如都市亚文化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社会力量接合而成的新领导权，是黑人、女性、劳工、同性恋者之间的等同性、去中心、去总体化的政治联盟。“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出现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的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2](P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