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拉克劳与墨菲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种最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文化思潮的理论化,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建构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和新社会主义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为思想旨趣,呈现出解构与建构双层理论结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其中,话语接合是其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和方法。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等新理论与阿尔都塞、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对当代西方英语国家最新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当下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文化美学和文化批评也极具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启迪价值。 关 键 词: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话语/接合/文化政治/身份认同/霸权/激进多元民主/文化研究/文论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研究的学术逻辑与批评实践”(09BZW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陶水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陶水平(1958-),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西师大文艺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与文化诗学研究。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年10月6日- )与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 ,又译作“莫菲”)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种最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为思想旨趣,质疑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宏大叙事,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内涵非常丰富。文化政治是一种不同于阶级政治的后阶级政治(身份政治),一种不同于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日常生活政治),一种不同于现实政治的具有诗性气质的话语政治。话语接合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和方法。拉墨理论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等新理论与阿尔都塞、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及其文化思潮的理论化,同时反过来对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对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研究理论家霍尔、贝内特、齐泽克、巴特勒等人的文化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当下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也极具启迪价值。 一、解构与建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双层理论结构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最新的左翼理论思潮和真正理论化的学术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是与拉克劳和墨菲两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径直把“后马克思主义”简称为或并称为“拉墨理论”。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同,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称谓(或命名)是别人授予的,而拉墨则是自觉扛起“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其他理论形态的后马克思主义偏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味解构和批评,而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却具有解构和建构的双层理论结构。拉墨解构(而非简单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统,主张通过解构来激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依然有价值的部分,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传统并使其在新的时代重现活力。正如拉墨所说的:“我们著作要说明的是,当代思想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并一直疏远着本质主义;因此,我们目前的理论政治努力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谱系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竭力为知识传统注入活力。”[1](P146)与阿尔都塞的“两个马克思”之说相似,拉墨也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们称之为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普遍阶级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对这部分要给予否定;另一部分是关于民主、自由和解放、尤其是关于领导权的这部分——对这份要给予激活①,并要用后结构、后现代、后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精神分析等当代最新理论充实到其中,进而重构新社会主义规划和激进多元民主策略即新霸权(hegemony,又译作“领导权”)理论。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创立者。拉墨理论才是最具代表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由于笔者的资料限制、阅读视野和论文篇幅之所限,本文所论之问题主要以拉墨的三部最有原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为重点(兼及拉墨的其他著作),这三部著作堪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部曲”。精读这三部曲,即可窥见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貌,把握其理论要旨和理论精髓。 拉墨指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2](P2)“沉积”(“积淀”)(sedimentation)与“激活”(reactition)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两个重要术语,“沉积”指理论惯性和科学常规对科学原初、学科本源的遗忘,“激活”则是对科学本原的恢复,使之重新活跃起来。与胡塞尔不同,拉墨不仅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还要呈现其理论原创的偶然性。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借鉴和改造了胡塞尔这一“激活”的现象学方法,以反思和发现传统理论所谓客观性、必然性和制度化深处的偶然性踪迹,从而激活、揭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正统理论所遮蔽所压制和所遗忘的民主、霸权、偶然性话语及其新的政治建构的契机。正如拉墨所言:“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2](P4)拉墨立足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立场,反观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被遮蔽和被中断的偶然性的渐进史,从而为自己的新领导权概念的出场确定谱系学依据。 拉克劳认为:“所有本质主义的系统式微,为激进传统的恢复铺平了道路”[1](P231)。因此,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解构与建构双层理论结构。②即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和重构。一方面是拉墨足于反本质主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具体地说,其解构部分主要有以下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解构,对阶级本质主义或普遍阶级论的解构,对闭合社会的解构,对大写的阶级政治和政治代理人特权的解构,对领导权本质主义的解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必然规律、以暴力革命为根本、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革命话语的解构,等等。另一方面拉墨又运用后现代思维激活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价值等积极因素,并将后现代和后结构等理论成果融入其中,以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力图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延续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其激活、建构或重建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西方两千多年哲学史上“接合”论的激活或谱系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霸权理论传统(偶然性、多样性和霸权理论传统)的激活与重建、尤其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激活和重建,对激进多元民主的新社会主义民主规划的建构,对新领导权话语接合实践与身份认同政治的理论构想,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解构和建构(或重建)其实是一体之两面,不可截然分开,只是为了阐述的方面而归纳之,应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思考和把握。《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Politics)(1985)一书是拉墨最具影响力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霸权”这一核心概念的谱系,指出当代左派理论的危机及其根源,质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阶级斗争论、普遍主体论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主张在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重建“新霸权”理论,实现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连接。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 拉克劳论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时曾指出:“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2](P4-5)拉墨反复强调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个知识传统,而是对这个知识传统的解构、重构和发扬光大。并认为从这个谱系学视域来看,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拉墨重申:“透明、同质的神话(这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必须要坚决地予以抛弃。我们相信,通过明确地把我们定位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这一方式,我们不仅有助于厘清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只能开始于对其自身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通过这样的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才能停留于我们的传统与政治文化之中,亘古常新。”[1](P1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