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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 拉墨在谈到后马克思主义兴起语境时指出：“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如今正是这些新矛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生发作用的场域。”[3](P51)正是为了阐明这种新政治的变化，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以拉墨最重要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为例，拉墨在很多场合提到，该书的写作语境有三：一是法国左翼思想界用集权主义概念来批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对拉墨产生很大影响；二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政治盛行，英美左翼运动陷入低潮；三是新社会运动如种族主义、同性恋和环境主义运动兴起，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和阐释这些新社会运动，而新社会主义方案必须正视之。总之，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应对和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所遇到的理论危机。 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英国保守主义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执掌的政府推行一套实际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左翼政党和知识界普遍失语。拉墨认为，撒切尔夫人以其集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策略赢得了社会的认同。“保守主义的反动具有一种明显的领导权特征”。[2](P197)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政府建立在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基础上的集权主义的领导权，同时避免后现代主义绝对的分离主义和虚无主义，拉墨重新思考和探索左翼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策略，主张捍卫民主传统，并努力将其扩大到后现代社会诸多新的对抗关系，进行新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等同性接合，建构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或曰新霸权。墨菲称之为“激进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它的目的是创造自由民主传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另一种纽结，而不再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看待权利，宁愿设想‘民主的权利’。这将产生一种新的霸权，这种霸权将是最大可能数量的民主斗争的综合产物。”[4](P20)拉墨主张在后现代自由的理论地平线上重建非本质主义的有条件的左翼主体身份的政治认同，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新构想”。 拉墨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同质化的政治代理人理论。拉墨认为，政治代理人的立场也是异质性、多元决定的(而非单一的同质的)，不能把政治代理人在其他语境中的立场也误认为“工人阶级立场”。代表关系其实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神话。“代表是一个其结果并没有一开始就被预定的游戏领域”[2](P133)。“我们的方法不是去关注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代理人的变化。关注的是开始从社会身份的架构如何思考政治，这联系到身份问题。对于我们，政治身份不是直接给予的。政治身份总是在复杂散乱的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放弃将代理人视作同类的身份去思考，而将代理人看作多元政治议题和政治干涉的实际的接合的结果。”[3](P180)拉墨主张改变社会变革的阶级主体(具体说是工人阶级主体，拉墨称之为“特权主体”)，代之以当今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反主流反体制力量。他们反对使用内在主体性的“阶级”这个术语，而代之以历史化的“行动者”(agent)。因为阶级是独断论的本质主义概念，行动者则是社会历史建构和身份认同的产物。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主体不是普遍的阶级，而是一种由多样和差异化主体接合而成的政治认同体。拉墨认为，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认同政治学。“阶级斗争仅仅是身份政治学的一种，并且是这样一种，它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214)以身份认同政治取代总体化的阶级政治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规划。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就是为阐明异质的民主斗争(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等)提供一个构架[4](P8)。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是一种差异主体的身份认同政治。在强调差异与多元的意义上，拉墨反对阶级政治、倡导身份认同政治与德勒兹反对解放政治、倡导游牧政治的激进观点具有某种相似，但不同于后者绝对化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拉墨肯定了领导权及其连接的必要性，承认领导权接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化的普遍主义。领导权的接合与再接合是拉墨对哈贝马斯的普遍同一性政治和利奥塔、德勒兹的绝对异质性政治的双重超越。拉墨主张以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以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以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其认同政治学也是对西方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