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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自在政治转向话语政治(或象征的政治、想象的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本质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在信息时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已然失效；而应代之以去经济中心化、去生产力决定论、去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学。这是因为，当代话语理论揭示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切有意义的存在物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离开话语条件的所谓自在自然的实存对人没有意义。社会构型及其政治因而不是自在的、本质主义的，而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具有其话语性。不可能从一个先于话语或前话语的实存出发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而应当从话语视域对政治进行话语分析。社会政治空间是一个话语场域，政治即是话语接合实践活动。拉墨认为：对象的“存在”不同于其纯粹的实存，对象永远不会被给予为纯粹的“实存”，而总是在语境总体性中链接而成。“真”、事实或另外其他的有关对象的真实性，都是在理论和语境背景之内构成的，所有语境之外的真理概念根本没有任何意义。[1](P127)不仅对象的存在是话语建构的，而且传统哲学的“主体”也是话语建构的。主体(subject)乃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应当代之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也可译作“主体立场”或“主体身份”)。社会行为主体不是话语的源泉，相反，正是话语实践建构了社会行为的主体身份。他们是基于某种具体政治诉求进行等同性逻辑意义上接合的产物，不具有那种先于话语活动的本质属性。身份认同不是内在的、本质的，而是经由某种主体位置或话语要素的接合而确立和拥有某种身份。新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变存在于我们文明中的认同形式和主体性建构形式，必须从偶然性中去寻求普遍性被建构的文化形态，展示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展现所有普遍性的本质偶然性，建构特殊的、非重复的和超越的美。[1](P228) 拉墨指出，当代西方左翼人士所要做的不是回归“真实”的政治，而是要展开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斗争。[2](P14)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拉墨深谙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深谙“一切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想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因此具有浓厚的话语建构性和文化想象性。政治在拉墨的理论视域中不再是关于真实的自在实存的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实践的建构过程。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解放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空的能指”，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只有围绕领导权这个“空的能指”建构的社会想象，才是一种激进多元民主意义上的解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权因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丰富自己的民主想象力并在政治实践中把民主拓展到每一领域。当然，由于理性的、普遍主义的自我认同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对抗和冲突不可能最终解决，民主政治也不可能终结。用墨菲的话来说，应该把激进民主想象“设想为这样一种善，即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成其为善。因此，这样的民主将始终是‘将到来’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4](P9)用拉克劳的话表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移动的地平线”。民主是一个无止境的建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结束。传统政治哲学“基础”神话的消解并没有驱散它的不在场的幽灵。这种不在场是断言我们的多元民主规划和后现代激进的形而上学偶然性的历史有效性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双重断定构成了后现代差异政治的地平线，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时代(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元叙事。[3](P90) 五、话语接合主义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基本方法 为了给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构想确立一个理论基础，拉墨适应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大趋势，借鉴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后现象学、后精神分析学等语言哲学的成果，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话语理论(The new theory of discourse)以及话语接合理论，以此作为其新霸权概念的学理支撑。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话语”(discourse)及其“接合(articulation，又译作“连接”、“链接”等)④。 拉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等论著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何谓“话语”、何谓“接合”?拉墨认为，话语不等于语言，话语与社会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话语的含义比语言更丰富，话语是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的总和，是异质性因素间的特定结构方式或关系系统。接合则是建构这种话语方式的实践活动。借用传统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虽然这种借用不尽准确)，“话语”与“接合”可谓是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功能的区别。 拉墨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对“话语”及“接合”有过比较完整的论述：“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articulation)，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性，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链接起来，我们称之为因素(moments)。相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链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s)。”[2](P114)紧接着，拉墨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特点： 1.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 关于话语的结构原则或建构逻辑，拉墨借鉴了福柯话语理论中的“分散中的规则”的建构性原则(分散本身成为统一原则)，以建构话语形态的“差异中的统—性”。话语形态的接合方式即是“分散的规则性”，话语形态只是差异要素被连接起来并占有不同位置的等同性体系，而非被完全缝合的总体，从而颠覆本质主义的同一性逻辑。这是拉墨“话语”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分散中的规则”的解构与建构双重性的挪用，既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绝对的“结构化”(当然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总体化”或“整体性”)，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绝对的差异化和破碎化。 2.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 拉墨认为话语是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的总体，话语具有物质性和生产性。拉墨指出：“我们的分析拒绝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肯定了(1)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2)通常被叫做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在我们看来那是不相容的。”[2](P116-117)这一点说明了拉墨所谓“话语”区别于结构主义乃至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语言与存在的二元对立(当然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二元对立)，而代之以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统一性。 3.关于话语形态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话语不可能是完全缝合或闭合的，话语的意义不可能固化，话语形态具有偶然性和开放性。这一点区别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的封闭性，也区别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同质性和封闭性。 接着，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拉墨进一步界说了何谓“话语”： “我们假设，我正在与另一个砖匠共同砌一堵墙。在某一时刻，我让同伙递给我一块砖，然后把它砌到墙上。第一个行为(向同伙要砖)是语言性的；第二个行为(把砖砌到墙上)则是超语言的。……它们二者都是砌墙这一总体行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说明从要砖到砌砖这两个要素的总体性特征呢?显然，如果这一总体性包括了语言与非语言的成分，那么，它自身则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超语言的；它本身先于两者的区分。这一自身既包括语言，又包括非语言的总体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discourse)。”⑤ 拉墨反复指出：“任一对象的存在(区别于实存)是在话语内构成的。”[1](P127)。在任一具体语境之外，对象并不存在(而只是抽象的实存)。不可能把任何对象的存在语境同其所谓的实在领域区别开来。这意味着，语境之外一无所有。语境并不是其他对象中的(当然，尽管具体的话语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理论视域。事物只存在于某一语境的构型之中，或只存在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之中。语言游戏即是语言与行为的相互连接，如维特根斯坦为众所周知的著名的对两名建筑工A和B递砖与砌砖的例子的语言游戏的分析，递砖与砌砖构成的语言和行为的整体即是所谓的“话语“或“语言游戏”。 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一文中，拉克劳再次以更为通俗的表述从三方面阐释了话语的特征：“第一，话语这个概念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它先于语言与超语言的区分。如果我正在垒一座墙并向某人说‘递给我一块砖’，接着砖就被放在墙上。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语言性的，而第二个动作是行为性的，但是，不难理解，它们作为总体活动(即垒墙)的一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活动中的关系性要素既不是语言学的也不是外在于语言学的，因为，它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话语由此与‘社会’具有共同的边界。因为每一个社会行为都具有一种意义，所以社会行为是以话语系列——它接合了语言性和超语言性因素——的形式构成的。第二，话语的关系性特征无非就是允许语言模式在社会关系整体中普遍扩张。这并不是说：‘实在(reality)’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系统的日益形式化促成了对一套远远超越了狭隘语言学的关系性逻辑的界定。‘把砖头放在墙上’这一动作并不是语言性的，但是，它与前此要砖的语言活动的关系却是一种具体的话语关系……这开辟了对客观性进行新的理论探讨的道路。第三个结论是从前面两个结论中推衍出来的。社会认同的彻底关系化增加了它们在新关系面前的脆弱性，即这种关系化把歧义性的效应带入新关系内部。”[3](P81-82) 拉墨的话语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新领导权(Hegemony)概念的理论依据，“接合主义”是其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话语既然构成了具体社会及其实践的全部领域，当然也构成身份认同和霸权接合的全部领域，并不存在福柯所说的“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别。拉墨通过消解语言与实在的对立，进而取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二元对立、取消政治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既然“话语之外别无一物”，那么，霸权接合就不限于意识形态层面，而获得了社会本体存在的维度。领导权的形成即是各种话语接合实践的产物。社会生活的逻辑之所以不是必然性逻辑而是偶然性逻辑，社会之所以不是完全缝合的封闭结构，皆因不同话语因素的接合所造成。所有社会实践在话语维度上都是接合。社会关系不是决定关系而是接合关系，不是经济关系而是话语关系，不是必然关系而是偶然关系。“接合”之所以不同于“缝合”，正在于“缝合”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固化，没有剩余的意义或意义的剩余，而“接合”则是社会要素的非必然的连接，是差异要素之间的等同化。拉墨以此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从而使霸权接合完全在话语层面上运作。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是一个被必然性完全缝合的、完全封闭的、同质化的社会，其中没有为偶然性留下余地。反之，在一个经由话语接合而成的具体社会存在之中，社会是不可能被必然性所缝合的。话语建构的社会是一个接合而成的开放的、异质性的、多元性的、偶然性的、非决定性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拉墨菲将其新社会主义策略规划为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规划为领导权的不断建构的过程，使霸权接合在多元、异质、平等、动态、开放的状态下进行。霸权接合不可能具有终极性，霸权接合和再接合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领导权接合实践是类似于语言游戏似的话语活动。 拉墨以领导权话语接合理论实施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政治领导权理论之本质主义的解构。拉墨认为，新领导权及其解放话语是一个“空的能指”。“当能指与特定的所指脱离之际，它经历的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即意义的空无化过程)，此时，它开始象征着一个长长的等同性的符号场域链条。”[3](P89-90)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基础论被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的地平线理论所取代。“正是基础与地平线之间的这种对照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解放话语的本体论地位的变化，更一般地，它使我们能理解到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中元叙事所发生的变化。”[3](P90)。新霸权的“地平线”是一个空位，激进多元民主就是在这个地平线上运作。新领导权即是话语接合的产物，取决于新社会运动不同主体身份在语境中的某种话语召询或接合，这种领导权接合是暂时性的而非永恒性的，可以在不同语境中解接合和再接合。 拉墨充分运用胡塞尔、索绪尔、德里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福柯、利奥塔、巴赫金、罗蒂等人的哲学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是把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和阐释学、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分析哲学和后分析哲学以及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乃至康德哲学一并接合(articulation)到阿尔都塞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理论话语之中。质言之，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可谓“后阿尔都塞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体。 在拉墨的著作中，一些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成了其理论关键词：诸如articulation(接合)、disarticulation(解接合)、re-articulation(再接合)，discourse(话语)、discursive(语境)、moments(因素)、elements(要素)、hinge(枢纽)、linkage(节点)、nodal points(环扣)、connotative(意涵的)、evocative(激发的)、floating signifier(漂浮的能指)、master signifier(主能指)、empty signifier(空的能指)、difference(差异)、equivalence(等同)、syntagmaticpole(组合轴)、paradigmatic pole(聚合轴)、Metonymy(换喻)、Metaphor(隐喻)、The significance of residual(意义的剩余)、Suture(缝合)、locutionary(以言表意的)、illocutionary(以言行事的)等等。拉墨的理论文本中到处充斥着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各种后学理论的术语，其后马克思主义堪称一种充满话语色彩的时尚理论。以至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鲍曼在一篇访谈录中认为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富于象征、转义和隐喻的思维特征，因而完全可以构想为“诗学”。对此，拉克劳承认并表示：“我并不反对把支配这种疏离逻辑的全部活动称之为‘诗学’。”[3](P163)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语言学转向”(广义)和“文化转向”的最新产物。他们将其“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理论”充分地语言学化、符号学化、话语化、文学化、诗学化了，使之具有浓郁的文学性。正因为此，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道格拉斯·拉米斯把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家、后现代小说家、批评家艾柯的小说作品相提并论。[8](P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