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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主题转向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和宏大叙事，已难以解释当代西方以新社会运动为主体的社会多元对抗，这使得他们注重从后现代视域观察各种社会新变。同时，拉墨又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隔线，因为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应当把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础逻辑与吸收后现代自由接合起来，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平线，重构新社会主义的激进多元民主政治规划。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其政治主题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③： 1.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 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其政治的去总体化、去宏大叙事，拒斥普遍化的同源性的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倡导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7](P150)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拉墨指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趋于终结一样，普遍化的宏大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2](P2)一方面，传统左翼运动低潮使得传统左派的宏大政治叙事在后现代境遇下日益受到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现代性政治学的普遍性书写的革命话语和解放话语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2](P1)。拉墨认为，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悖论性的政治变化，即两大阶级的整体性二元对立斗争日渐消失，而其他形式的局部性社会对抗却越来越复杂、多样和扩张。“激进民主的话语不再是普遍的话语，‘普遍’阶级和主体凭之言说的认识论壁龛被根除，并且它被复调的声音所代替。”[2](P215)因此，新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的；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方性的。 拉墨抛弃了“阶级”而留下了“政治”，在宏大的阶级政治消失之处重建了微观政治的尊严。在一次访谈中，拉克劳指出，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与几十年前的古典社会主义有诸多不同。“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小写的‘解放’(emancipation)，而非大写的‘解放’(Emancipation)，……任何斗争都是不全面的斗争(即使对政权体制的暴力推翻也是如此)。任何斗争都不能声称它代表了‘人类的全面解放’。”[1](P272)每一个新社会运动的行为者都是丰富的、生动的、异质性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生活在不同的社群中，显示出政治诉求的多样性、具体性和语境性。在一些关键词的书写方式上，拉墨别出心裁。拉墨善于在其著作中使用定冠词“the”，常在一些表达抽象文化意义的词语前加定冠词“the”，使之获得一种在特定语境中接合而成的具体含义。例如，区分不加定冠词的大写的“社会”(Society)和加定冠词的小写的“社会”(the social)。前者是遵循必然性逻辑的、完全缝合的总体化社会，这种社会只是本质主义的理论抽象，因而具有“不可能性”；后者则是话语建构的、不断接合而成的、遵循偶然性逻辑的、多元开放的社会。其他如大写的“政治”(Politics)与加定冠词的“政治”(the political)亦然，前者是一元论的、同质化的、普遍阶级的或特权代理人的政治，后者是具体的、差异的、不断接合的、多元民主的日常政治。 2.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政治看做是不同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这种宏大的阶级斗争的政治乃是本质主义的冲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政治”的去阶级化。拉墨认为，进入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以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导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发生分裂，管理层、技术人员、失业人员的阶级属性难以归类，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已然破碎，阶级划分越来越缺乏直观性可感性。从阶级的经济还原论、阶级的同质化、两大阶级的对垒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等各个方面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过时。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就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到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墨对阶级概念更是给予了彻底的解构。前一本书仅仅是质疑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而后者则是彻底告别阶级政治。在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政治主体被瓦解为不同境遇下的差异性的多元身份主体。普遍主体被行动者代替，阶级被身份代替，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被多元主体的身份认同所取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不同，拉墨强调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学。 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政治不再把推翻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作为目标。拉墨认为，同质化的阶级不复存在，应代之以不同身份之间的认同。政治主体统一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层面的认同感的缔造。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指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其阶级斗争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那个时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社会。“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则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因为马克思的‘阶级’观念的基础，即群体身份的统一性不再存在了。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剥削、对抗、斗争；但斗争却越来越不再是阶级斗争了。”[1](P197)西方新社会运动并非由同质性的阶级发起，而是由不同身份的行动者所发起。他们有着某种共同政治诉求，依据等同性逻辑在一定条件下接合起来，但这种认同和接合不具有同质性、必然性、稳定性和永恒性。毋宁说，身份认同政治是异质性、偶然性、语境性的暂时接合。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解接合和再接合。 3.从和谐政治(或同一性政治)转向对抗政治 不仅如此，拉墨还进而质疑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冲突斗争的完全透明的和谐社会的假设，强调异质对抗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状态，对抗具有不可根除性。“对抗”是拉墨用来阐明其身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墨承认，对抗是“本书的主要观点”，“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2](P9)对抗不同于对立，对立只是对抗的特例；对抗则是人的社会生存的本体状态。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对抗是社会存在与建构的前提条件。对抗总是逃避意义的绝对封闭和固定，社会因而根本就不可能最终缝合。拉墨指出：“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差异的，那么，足以看出差异体系并非封闭的，它遭受外在语境结构行为的损害。因为任何认同(即存在，而非实存)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是所表明的赋予事物存在以固定本质的不可能性……”[3](P133)。“主体”的绝对的、内在的、固定的同一性已经不可能，相反，同一性是多元决定的(或者说，同一性具有多元决定的特征)，同一性建立在具体历史性和多样化语境条件下。对抗即是一种“反—认同”，对抗揭示了认同的不确定性或歧义性。没有对抗，也就没有社会。不可能构想一个完全消除对抗的透明的、同质化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没有绝对同一的身份认同，只有各种异质性的主体立场在差异中的某种等值性的暂时接合。认同政治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和谐的，而是激进、多元、有限接合的。正如齐泽克所精辟指出的：“《领导权》的真正成就集中体现在‘社会对抗’概念：不是把所有的实在都还原为某种语言游戏，而是把社会象征领域视为结构化的区域，它涉及创伤性的不可能性，以及难以被象征符号化的断裂。”[1](P301)拉墨的身份政治理论旨在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对抗形式提供一种理论分析范式。 拉墨认为，当代语言哲学揭示了实在的不可言说性、语言的断裂性或非连续性、意义的不确定性。社会对抗的不可根除性正是由话语活动生成的。对抗所表征的是某个社会成员身份的不自足性或内在自我的空缺。任何具体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自我包含的，而总是有某个外在的介入、扭曲和改写。任何具体对象的形式和本质都渗入了最根本的不稳定性。“任何认同，就它不能在一个封闭的总体中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确定的差异而言，它无疑都是歧义性的(或不确定性的)。照此看来，它变成了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3](P89)。差异性要素是一系列漂浮的能指，而普遍性则是一个“关节点”或“空的能指”。任何差异性都可在一定语境中填充这个“空的能指”的位置，同时又可能被其他的差异性所替补。但是，如果把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绝对化，就意味着承认了它们是自我决定而非关系决定的，从而沦为要素的本质主义。拉墨既反对总体的本质主义，也反对要素的本质主义。当代身份政治的困境在于如何从多样性中创造出一种等同性。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拉墨主张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和有限的确定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