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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文化外交战略，突出经典艺术的东正教色彩以重树俄罗斯国家形象 面对叶利钦时期整体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迅速衰退的艰困局面，普京时期俄罗斯当局提出以东正教同源文化为武器，通过彰显东正教赋予俄罗斯民族经典艺术的精魂和魅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努力增强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积极拉近与独联体和中东欧原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关系，在收复东正教文化失地、重夺主导世界宗教话语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抗衡、建立欧亚联盟的战略目标。在2005年度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明确提出：“俄罗斯与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今日的独立国家，被共同的命运、俄语和伟大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不可能置身于追求自由的主潮流之外”(《普京文集2002-2008》189)。为此，2005年4月，俄罗斯专门成立了一个对外地区和文化合作局，由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其目的就是要发展与独联体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文化合作，通过包括文艺合作在内的各种文化交流形式弘扬斯拉夫文化，恢复、巩固和扩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许华12)。具有世界影响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堪称俄罗斯当前文化外交战略和国家形象塑造的经典案例。在这场斥资500亿美元筹办的俄罗斯文化形象工程中，普京政府充分利用冬奥会这一文化传播效能最高的世界舞台，以强国复兴梦想为核心主题，彰显俄罗斯民族艺术中的宗教精神，实现了对外展示大国重新崛起姿态和对内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创作意图。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无论是具有600年历史的斯瑞坦斯基修道院唱诗班以“圣咏”方式高唱俄罗斯国歌，还是以彩色气球再现的“圣巴希尔大教堂”、“伊萨基辅大教堂”等经典建筑，无论是创造斯拉夫字母的基里尔和梅福季图像展现，还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诗篇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彻夜祈祷》的配乐主题回响，无不向世人展示出“东正教所带给俄罗斯人四件最珍贵礼物：文字、绘画、音乐和建筑艺术”(贝文力6)的独特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吸引力，向世界宣示了一个昔日大国在经历20余年的转型阵痛、精神困顿和自信衰落后的高调回归。 四 “帝国的基础是艺术与科学。忽略它们，或者贬低它们，帝国即不会存在。帝国追随艺术，而不是如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相反”(Frye 447)。普京时期，虽然由于宪法对去意识形态的规定使政府不能以专制话语和新闻审查形式强行干预东正教的文艺进程，但是在文化市场的运行规则下，国家却可通过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策调节同样实现对文艺形态的间接引导和控制；另一方面，部分文艺创作主体作为知识精英出于自身对俄罗斯民族振兴的愿望、国家崛起的希冀和对斯拉夫价值观的忠诚也主动探寻东正教文化的民族根性，通过文艺作品复兴东正教文化为社会出示净化道德世界、建筑民族认同和解决民族危机的治疗方案；同时，在被迫进入文化市场后，文艺创作者出于生存需要，为增加公众对自己的产品兴趣也迫切希望借助政府的项目引导和政策支持而赢得声誉、获取利益。因此在这样独特的政策环境与自由话语之间，在创作欲望、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纠缠和合谋中，文学、哲学、艺术、教育、大众传媒等自觉和不自觉地融入了当代俄罗斯意识形态重建的大潮中，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顺应和对抗中构成了当代俄罗斯文艺一道奇特的东正教文化景观。 文学作为“先知”首当其冲。普京时期，大量归侨作家、来自苏联的作家、新成长起来的作家普遍热衷于经由东正教视野去透视历史或现实，和主流话语之间构成某种张力关系，从而影响到当代俄罗斯人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进程，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潮和现象。许多作家在对当代俄罗斯社会民族精神式微、理想价值混乱、伦理道德滑坡的忧虑和不安中，主动融入民族认同和帝国崛起的文艺复兴里，以历史主义精神积极挖掘东正教文化的民族凝聚力量和道德净化作用，将基督精神和思想作为疗救社会邪恶和不义的灵丹妙药创作了大量具有东正教色彩，借用圣经人物、故事和理念的文学作品，对国家意识形态重建起到了重要思想启迪和反思作用。如小说家别楚赫的《国家的孩子》(1997)中将布尔什维克革命与基督教视为同等的理想追求，进而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实现古俄罗斯和东正教末世论建立公正王国的梦想，将乌托邦理想的最终堕落描述为因耶稣复活的日子尚未到来而造成的后果，小说中充满了俄罗斯民族性、俄罗斯灵魂、拯救世界的俄罗斯能力等神话隐喻，将基督启示录演绎成末世论进而对整个民族灾难进行反思，对民族新生充满希冀。再如沙洛夫的小说《拉撒路的复活》(2002)以荒诞手法描写了信徒库里·巴尔索夫幻想通过努力使哲学家费多托夫的科学复活方案变为现实，从而实现苏维埃乌托邦理想团结全体人民创造人间天堂的神话。沙洛夫把费多托夫的科学幻想、苏联秘密警察制度草菅人命同东正教和俄国传统的“复活”关联起来，从东正教复活理念出发否定了人脱离自然规律接受上帝恩典的幻想，以反讽手法对俄罗斯帝国发展重要动力的弥赛亚意识进行了审美阐释。相同题材的还有瓦尔拉莫夫的《沉默的方舟》(1999)、科斯塔马洛夫的《大地的天空》(1999)、库兹涅佐夫的长篇叙事诗《基督之路》(2000)等都是用宗教隐喻手法描写后苏联时期社会分裂、道德沉沦的状态，同时希冀依靠宗教救赎之路实现新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应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之邀、由文化部出资支持拍摄并在全俄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电影《普斯科夫任务》就是由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谢根尼创作的小说《流行明星》改编而成。因其所弘扬的卫国战争期间普斯科夫一处教会神父亚历山大在抵抗纳粹时的圣徒勇气和人道主义壮举而得到了来自政界、宗教界和社会民众的一致认可，堪称俄罗斯民族困顿和萎靡时期的一针强心剂，成为东正教精神重建帝国意志的重要文化事件。 文艺理论研究界也不甘寂寞，在还原东正教遗产的历史原貌中揭示其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建构贡献。包括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神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M.格尔申棕、C.弗兰科、别尔嘉耶夫等在内的著作不断重版。它们和圣经一道，成为后苏联俄罗斯社会重建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林精华114)。此外，教育部推荐的《东正教教会与俄罗斯文学》丛书(1997-2002)、莫斯科精神科学院杜纳耶夫教授的六卷本《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1996-2001)、大祭司谢拉菲姆的《俄罗斯意识形态：东正教神学文集》(2000)、科学院古雷加教授的《后工业时代的俄罗斯思想》等集中阐释了东正教审美与民族精神复兴的内在关联、东正教信仰力量对于抵抗民族种种危机的独特机制、俄罗斯文化独特性根源于宗教信仰对世俗化生活的排斥、东正教文化抵御现代技术化时代的无纸化、程序化和平面化倾向等社会课题，为东正教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冯绍雷相蓝欣331-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