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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俄罗斯在全球化时代再次遭遇民族国家认同危机时，普京强调，“我们需要共同找到能团结整个多民族的俄罗斯的因素。除了爱国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做到。”③可见在普京看来，面对意识形态混乱、文化实力差距拉大、民族凝聚力弱化的现实困境，只有重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才能重燃民众心中的爱国火焰，焕发出民族整体力量，而这“团结整个多民族的俄罗斯的因素”无疑与始终握于俄罗斯精神掌心千年的东正教文化相关。 博爱怜悯的人道主义——道德净化的伦理之泉 东正教较多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和人道主义传统，强调弃恶行善的伦理准则、公道诚恳的处世态度、爱心宽容的道德传统等，特别体现于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和怜悯之中(雷永生55)。这种传统与俄罗斯社会的特殊情况相结合，经由世俗宗教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完成，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文化深层焕发着持久的精神力量。正是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维·伊万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等巨擘，通过《安娜卡捷琳娜》、《上尉的女儿》、《复活》、《罪与罚》、《被侮辱和被损坏的人》等名著生动描述了对于贫苦和弱小无助者的怜悯感和通过忍受苦难而赎罪获得复活的精神过程，以独特的宗教道德理想焕发出东正教长久的心灵震撼和精神反思力量，不仅形成了俄罗斯文学所特有的启示录式的思维方式和宗教虔敬感等鲜明特色，同时以其艺术创作为东正教提供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命题，深化和拓展了东正教道德净化的精神价值。因此，在面对理想信念丧失、道德急剧滑坡、主流文化衰落、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等种种社会文化病症时，东正教文艺精神所提倡的博爱、宽容、良心、正义、责任、虔诚、纯洁、谦卑、希望和爱等道德核心价值观成为了净化心灵的良药，被教徒视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伦理准则。 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强调的：“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一直起着特殊作用，不仅是每位信徒的道德准则，也是全体国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以博爱思想、良好戒律、宽恕和正义为本。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俄国文明的特性。千百年来，它那永恒的真理无时无刻不在支撑着人民，给他们以希望，帮他们获得信念。[……]我坚信，在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今天，在我们社会中加强互谅和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督教理想是可能达到的，也为祖国的精神和道德复活做出了贡献。”④无疑，在一时无法为民众提供更具信服力的道德资源，民众也无法安置因社会转型形成的迷茫心灵的状况下，东正教文化精神无疑是填补道德真空的最佳选择，自然在制定文艺政策重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居于重要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