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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由文化立族，东正教精神是俄罗斯文艺的根本，是俄罗斯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文化理解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支点。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曾指出：“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脱离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在俄罗斯人那里，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而且甚至开始迫害东正教会的人，在内心也保留着东正教形成的痕迹”(245-46)。历经千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东正教绝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渗透进斯拉夫—俄罗斯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里的弥散性存在。东正教所蕴含的帝国崇拜心理、聚议共同思想和博爱人道主义是经由俄罗斯“黄金一代”经典作品缔造传扬的民族文艺精神之魂，是当下普京“新俄罗斯思想”的核心内涵，是其制定文艺政策实现重树强国梦想、凝聚民族精神和道德净化等意识形态诉求的深层动因。 “第三罗马”的帝国崇拜心理——文化强国的梦想之基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东正教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自15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俄罗斯是唯一的东正教王国，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全天下的王国，正如同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一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正教王国的强烈的民族性”(别尔嘉耶夫8)。于是，“第三罗马”学说成为莫斯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思想基础，其核心内涵是，俄罗斯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的希望所在，俄罗斯民族是被上帝选定的优秀民族，定要历史性地完成上帝交给的捍卫俄罗斯和弘扬基督教的历史使命。18世纪彼得一世将这一思想演绎成“大俄罗斯主义”，其思想主旨就是俄罗斯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而且俄罗斯必然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从而确立了俄罗斯的“强国之梦”。19世纪后，泛斯拉夫主义基于“上帝选民”的民族优秀论而持有的强势国家心理将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外部侵扰的顽强承受力作为生命本质，将促进富强和扩张的发展战略作为政治诉求，将唯我独尊和傲视一切的宗教自信作为精神优势，提出了独具俄罗斯特色的帝国崇拜式的“强国精神”。 这一精神在俄罗斯现代文学思想领域得到了充分弘扬和彰显，恰达耶夫、霍米亚科夫、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肖洛霍夫等都在其作品中表达过对于俄罗斯所肩负的救世使命的高度认同和对于国家历经苦难终将强盛的坚定信心。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颇具代表性。小说中主人公维尔希洛夫以俄罗斯精英自居，他带着铁链在欧洲漫游布道，将传播基督精神视为自己的使命，以神圣俄罗斯的宗教感和弥赛亚观念承担起全人类的救赎事业。“我在法国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在一起，我便是德国人；和古希腊人在一起，我便是希腊人，所以我是地道的俄罗斯人。我所以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并且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俄罗斯效劳，是因为我体现了它的主要思想。我是这种思想的先锋”(陀思妥耶夫斯基607)。维尔希洛夫的这番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救世精神的陈述，揭示了俄罗斯民族作为上帝选民的世界公民意识和优等强国心理。可见，“第三罗马”、“救世主说”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帝国崇拜心理一直是俄罗斯挥之不去的情结，并逐渐被岁月锤炼为俄罗斯人整体的强国信仰。因此，在国家面临整体衰落危机之时，帝国崇拜的强国梦想这一俄罗斯民族深层稳定的民族心理成为了重振雄风的最佳文化基因。正如普京在阐释“新俄罗斯思想”时才会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普京文集2000-2002》8)。 “聚议性”的民族认同力量——爱国精神的历史之维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成》一书中提出：“宗教可以通过自身信仰所表现出来的特有凝聚力，将社会的不同人、群体、社会势力等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各要素联系起来，并在共同信仰、共同价值、共同组织形式、共同教义和共同利益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合”(579-83)。东正教的这种社会整合特性被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称为“聚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ъ)。“聚议性”是教徒们在共同理解真理和共同探索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自由统一，是以对基督和神规的共同之爱为基础的统一(张百春55)。其原则就是统一性和自由的结合，这种结合建立于爱上帝和爱上帝者之互爱的基础之上，意味着许多人的自由和统一结合在一起。哲学家洛斯基进而将这一理论生发，认为“聚议性”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只有在个别个人自愿服从绝对价值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只有个人拥有建立在对整体、对教会、对自己人民和国家的爱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洛斯基23)。如此则形成了俄罗斯东正教独特的个人统一逻辑：主教以对上帝的爱的名义将俄罗斯个体统一到教会整体中，地主以对沙皇的爱的名义将俄罗斯个体统一到村社整体中，政府以对祖国的名义将俄罗斯个体统一到国家整体中。于是，教会-村社-国家作为绝对价值与主教-地主-政府作为通达路径均以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构成了对俄罗斯人个体的控制和整合，实现了从膜拜上帝到尊崇沙皇再到热爱国家的社会的三维重合，于是对于宗教的坚定信仰演化为对沙皇的绝对服从、对村社集体生活的依赖和对于国家的热爱忠诚，宗教的“聚议性”转化为国家的“聚议性”，在实现政教合一的基础上国家成为现实中的宗教，生成了俄罗斯“大国小我”的民族集体意识和“爱国主义”。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生动展现了这种“聚议性”爱国精神所产生的强大民族号召力和自豪感。布尔巴在波兰边境的战斗中对将士们激励道：“我们面临的是需要我们流血流汗，发扬哥萨克崇高的献身精神的伟大事业！那么，让我们来喝上一杯，伙伴们，让我们先为神圣的正教的信仰干杯，愿这一信仰最终有一天会传遍全世界，到处都只有这一种神圣的信仰，所有的异教徒都将变成基督徒”(果戈理46)。布尔巴正是通过强化俄罗斯东正教思维方式和主体精神的一致性，召唤起将士们捍卫“神圣罗斯”的力量和献身东正教的决心，从而激发起将士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精神。自998年罗斯受洗以来，无论是蒙古鞑靼人入侵时期东正教教会领导教众的集体反抗举动，还是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斯摩棱斯克圣母像作为整个国家圣物在征战中所起到的精神鼓舞力量，以及1941年全苏联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时谢尔盖大牧首向全国教徒发出23份号召书，也的确印证了东正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起到的重要凝聚作用(乐峰202-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