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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范畴所内蕴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理念内化为古代文论的理性品格与文化基因，运用于创设概念、范畴、命题、营构体系及品评鉴赏中，这是古人从思辨层面把握文学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最直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范畴的两两对举、互为体用的思辨过程，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文论元范畴的内在生成逻辑，也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中国文论早期概念体系的发生特征以及尔后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渗透。 就思想史的角度看，文质思想的发生、兴起，源于三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与早期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关联，并呈现出论史、论人、论文的多个面向。作为一种早期的思想意识，以文质论历史的传统，最初兴起于晚周诸子对夏、商、周政治文化特征的评价。三代文质，与世推移，有不同的时代特点，《礼记·表记》假孔子之口认为，由夏至商，礼乐文化大体是由野到质、文质相间；由商至周，则是由质到文、文胜于质。换言之，三代礼乐的变化也即三代文质的更迭。春秋末世，世风浇薄，礼乐废弛，伴随着诸子对“周文”的反思，各种“尚质”、“贵本”的风气，也就逐渐兴起了。 以文质论人的传统肇始于孔子。针对春秋以来文质、美善相分的时代趋势，孔子主张文质兼备、美善相兼，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判断，明确了儒家理想君子的德性要求。文质结合的过程，表现为德性的尽善尽美，也即主体从自在走向自为，摆脱个别性，向普遍性提升，文质中道体现了对于人格完善的基本理解，《法言·先知》谓“圣人，文质者也”，正复此意。汉人以“大汉继周”自居，遂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周代礼乐复兴。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以文质论史、论人都没有超出孔子所涉及的历史、道德范围。西汉后期，扬雄针对汉赋尚辞的倾向，提出“事辞称”的命题，从辞赋创作的角度谈论文质问题，《法言·吾子》；“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扬雄肯定“事”重于“辞”，即质重于文，但又要求“事辞称”，即文质统一不失偏颇。这是后世真正文学意义上文质论的滥觞。魏晋以后，随着文学创作的兴盛与文学观念的自觉，以文质论人格到论文章风格，从道德判断到审美判断也是顺理成章之势，以文质论文学遂成为后世文质论的主流。 如果说，观念史和思想史并重的路数，在文质为代表的范畴研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的话，那么，“浩然之气”此一类早期命题的研究，就不仅涉及上述研究方法的选择，同时，由于孟子思想复杂多面，更涉及早期文学思想体系建构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引出，因此，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就整体的研究状况而言，在二十世纪的各类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或文学思想史论著中，有关孟子气论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形成的影响研究，大多依旧习惯于社会历史的外在分析路径，而重返孟子气论内蕴的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价值论的整体思想语境的深度研究，仍然显得不够。 在《知言养气章》中，孟子对于气的阐发，论及宇宙层面的“至大至刚”、“于天地之间”，也涉及德性层面的“配义与道”，还牵扯到生理层面的“体之充也”，融经验与超验、道德与审美为一体，典型地体现了儒家传统中宇宙论、本体论和工夫论浑融的路数，正因为具有多重意蕴，无法客观地说明其存在状态，也无法下一个确切定义，所以对于“浩然之气”，孟子总的判断是“难言”，对气为何物并无明确界定，而是围绕几组关系加以阐发，如“不动心”与气、勇与气、知言与养气等。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角度看，至少涉及两个面向：一是知识层面的气学结构及形态问题，一是价值层面的气学思想及境界问题，前者围绕气与志、心、言的关系展开，后者则以知言养气为核心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