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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近世以来的研究方法，观念史的进路和思想史的进路是极为常见的。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上述两种研究路数，近现代以来的学者不断地总结、反思，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来自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范式，也常常为文学思想研究领域所借鉴，所援用。 所谓观念史研究路径，是将观念命题视为自律性的独立范畴，以此出发，研究元范畴与次生范畴以及观念丛的结构形态，以期揭示出思想系统衍化过程中的内在条理、内在秩序及其逻辑脉络。其理论预设在于：思想观念具有自身的内在整体性，所衍生的问题具有相同的知识谱系与运思逻辑，核心的问题意识内在而超越，具有自足的逻辑关联与衍生能力，并不必然随着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譬如在倡导“观念史”的诺夫乔伊看来，历史上有一些最基本的或重复出现的概念，包括“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这些东西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无需论证，甚至日用不知，但是“他们有可能在任何事情上影响人的反思进程”[1](P5, P9, P18－19)。对于这些概念的研究，常常要穿越不同的时空、语言、民族、国家，也要贯通不同的学科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观念史的路径是现当代学术研究中一种相当行之有效的方法[7](P243－301)。 针对观念史研究的理论预设，也即概念范畴具有自身的整体性与逻辑关联，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的批评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对综合性、连续性研究抱有怀疑的福柯看来，观念史倾向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譬如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而不是总体历史研究那样展开的“某一扩散的空间”。在强调断裂、不连续性、界限、极限、转换等问题域的福柯眼中，观念史排除任何不连续性的概念，“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8](P12, P3)。以逻辑的、科学的后设价值来范围古代的概念范畴，并追究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更多不合乎这种规律标准的内容，则被当成没有思想含义的东西，有意或者无意地被过滤和遮蔽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