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从文论形态的研究方法来看，上述两种研究途径，虽然取径不同，侧重有异，但是相辅相成，各有千秋，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忽视观念史的逻辑论证，仅仅专注于思想史的历史解释，往往就会使文论史研究流于一些琐碎细节的关注、单纯材料的杂陈或者具体个案的描述，而难以真正把握文论发展所具有的内在脉络关联。反之，如果仅仅关注观念史的逻辑论证，而忽视了思想史的历史解释，具体的文论研究中，往往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文学思想演变过程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内涵，将文论史变成抽象的概念范畴演化过程与空洞的逻辑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文论形态的研究，涉及早期知识系统与思想系谱的大量概念、范畴、命题，对于这些概念、范畴、命题的研究，取道何种研究路径，金岳霖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在论及概念与命题的关系时，金先生指出，它们互为分合，概念是一套普遍命题的综合，命题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因而分析概念及其结果总发现它等于好些普遍命题，分析普遍命题及其结果总发现它是多数概念与概念的关系[14](P168－169)。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范畴更适宜观念史角度的诠释，譬如文道、中和、意象等，命题更适宜思想史角度的诠释，譬如“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知人论世”等。但是问题在于，即便有上述的倾向性，在具体的个案研究分析中，两种路径仍然是伯仲难分，长短易见，交互映射之处颇多，很难截然分开。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文质、“浩然之气”的分析，加以佐证。 在中国早期文论范畴的研究中，文质是一个具有原初意义的元范畴。对于此一类范畴的研究，如果取道单一的观念史或者思想史的研究路径，那么，此一类范畴在原初意义上的多面向以及尔后表现形态上的多样性就难以阐明，更无法将其在思想文化史上包含历时性和共时性在内的整体意义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观念史和思想史的双路并进、互补相生，不失为范畴研究中切实可行的方法，也是探讨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观念史的角度看，文质、中和、意象等此一类元范畴，均具有对待立义的特质。所谓对待立义，方以智释为“相对反因者也”[15](P94)，这是古人认识宇宙世界的一种运思方式，建立在天、地、人的一致性和类比性原则上，强调对待两端之间体用互为、循环往复的特质。从构型上看，文和质两语素虽独立成体，但文不离质，质不离文，纯粹一极没有意义，须有所待，彼此点化，在相互牵制、相互阐释的共同结构中方能呈现出整体的意义来，譬如古今、虚实、巧拙、动静、奇正、浓淡、隐显、雅俗、真幻等，均具有此一类范畴的特质。文质范畴是三代礼乐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元范畴，在古人眼里，物之质文、人之内外，是宇宙间各种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所具有的共性。因此，在文质递变中寻求天、地、人的一致法则，所谓“一质一文”、“天质而地文”、“一盛一衰”的说法，也就成为尔后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的常见表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