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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英国“剑桥学派”的昆延·斯金纳对观念史研究方法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他否定在经典文本中包含有“普遍观念”与“永恒问题”的理论预设的存在，他认为诺夫乔伊的错误，就在于寻找某种“观念”的“基本意义”，认为这种意义基本“保持不变”，而且假定这种“基本意义”必然存在。在斯金纳看来，这正是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危险所在。因为所有考察的学说被化约为某一实体，其发展过程被描述成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主体消失了，代之是观念之间的格斗，在这样的历史写作中，我们的叙述很快便与言说主体失去关联[93(P84－85, P62)。同样，在否定“纯历史”、“纯知识”的英国学者怀特海看来，独立的存在只是一种神话，在有关观念史的过程中，“纯知识”这一类高度抽象的概念，应该从我们头脑中被清除，因为知识总是伴随着情感及目的等附件。据此，他断言观念史研究的巨大危险在于简化，所以观念之史便是错误之史[10](P9, P29, P31)。同时，或可注意的是，观念史的研究，常常将将复杂万变的历史现象加以“区隔化”而形成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同时假设各个区隔之间互不相关，从而形成经典诠释中的盲点，也即现代史学研究领域所谓的“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s)和“隧道历史的谬误”(the fallacy of tunnel history)[11]。 正因为观念史的研究，具有上述无法克服的自身缺陷，仅仅依靠于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无法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思想文化在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辅助于思想史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在有关思想史研究的讨论中，英国学者柯林武德的理论倡导是有目共睹的。在历史哲学的研究中，柯林武德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在他看来，历史事件之所以成其为历史事件，是由于它有思想，他提出要把杂乱支离的史学研究改造成真正能够提出明确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在他看来，思想史研究最完全的错误莫过于假定，他认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2](P302－303)顺着柯林武德的语脉，我们可以说，一切历史研究的对象都必须通过思想加以说明，正因为如此，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的研究，不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历史地、设身处地地思想古人在做某一件事情时是如何思想的，而且意味着一切过去的历史必须联系当下才能得以理解和阐明。 所谓思想史研究路径，不同于观念史注重问题意识的自主性，思想史的研究更重视阐释者的“历时性”与视野融合问题。关于此一研究途径的理论假设，美国学者史华兹的观点是具有参考性的。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史华兹认为思想史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人们如何对他所处环境进行有意识回应，以及这种回应是否会随着时代而变化的问题，“在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存在一种永恒辨证的互动关系……说到底，我们必须仔细斟酌对于原始文本的理解，对文本的关注反过来又必定激发人们对于文本得以诞生的历史环境的关注”[13](P2)。因而对诠释者身处的时代语境、学术流派等外在因素的关注，也就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不二选择。 以具体的历史情境为出发点，思想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一个体系自身的多重性和多方面性，在确认思想体系内含多重性、多方面性的同时，试图从不同侧面解释分析一种思想观念和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内在根源，特别注重从经验层面上考察制约思想体系的多重原因，包括师承关系、个人际遇以及诠释者的心路历程与文化立场等对文学思想衍生的影响。同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常常习惯于将文论中纯粹理论形态的范畴、命题以及方法论的形成回溯到其原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梳理其由本及末之源流，以及承流会变之轨迹。不同于观念史研究注重理论脉络中的逻辑关联，思想史研究注重的是历史时空中的具体情境，在斯金纳倡导的历史语境的分析方法中，主张研究各种不同词语的使用功能及其语境，以及作者使用这些修辞文本所要表达的意图，也即是把思想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去理解和分析。这种历史语境还原的研究方法，不仅使得当代人更为容易理解历史人的时空情境，同时也有利于舒缓两者之间的某种紧张感。因此，对于习惯“知人论世”、“设身处地”运思的中国学者而言，是有相当亲和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