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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的问题意识，回归文史哲合一的大传统是第一要务。譬如研究中国文论的伦理道德传统，仅仅从孔子和汉儒那里寻找历史依据，显然是不够的。晚周以来复杂的思想状况与社会情绪，尤其是牟宗三先生讲的“周文疲弊”的问题[4](P60)，是解决此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周文”，是指作为礼乐典章形式存在的周代宗法、礼法制度，承夏、商二代而来，至周公“制礼作乐”极盛，伴随着春秋“礼坏乐崩”，“周文”由制度崩溃到思想重建，成为尔后思想家对于黄金时代追忆的一个部分。分析此一问题，韦伯的社会历史视野是具有借鉴价值的。在他看来，中国“轴心期”的思想家作为伦理思想或救赎论的担纲者，在一个既存的教育范围与知识框架内，他们从哲学角度对现行礼乐实践加以重新阐释，而不是从中抽身而出[5](P150一153)。情况大抵如此，围绕着“周文”之盛与“周文”之弊的建构与解蔽，成为“轴心突破”时期诸子之学的重要内容，儒家的阐发、墨家的攻击、道家的超越，均是针对周代的这一套礼乐制度而言的。其中，孔子的再阐释，以“仁”之生命化意蕴和“礼”之损益品格，赋予“周文”新的价值意义，使之成为尔后儒家思想的历史依据与价值源头，并使儒家文学价值观自产生伊始便呈现出德性优先、崇尚教化与尊史崇圣等特质。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厘清文论史上的一些重要传统，如以文德、文质、美善为核心的人格理想，以文化、文教、礼文为核心的教化理念，以及“祖述尧舜”、“述而不作”的复古情结与“知人论世”、“征圣宗经”的历史脉络化叙事等。总的来说，离开了“周文”的历史、哲学语境，研究中国文论早期形态中的诸多发生类问题，也就很难讲得清楚了。 伴随着二十世纪“西学东渐”，现代意义上人文学科的建立，各种“窄而深”的分学科研究中，早期学术史的复杂多面背景，常常隐而不显，因此，在这种研究范式下所形成的问题意识，存疑之处也是颇多的。譬如有关意象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路数，是将其源头追溯到易学和庄学，认为这是中国古典意象理论的两大思想源头[6]。但是，如果将意象的问题置于先秦学术的整体思想语境中，在传统的“象喻”思维模式和言说方式中考察，那么，从中看出的问题乃至研究的方法，应该有极大的不同。作为构建先秦思想系统的基本文化符号，“象”的观念源于先民的“尚象”意识，与三代以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既见于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甲骨文，也见于早期文献中有关占卜、礼仪、乐舞的记载，至于易学“观象制器”，天文历法“观象授时”、“四象”说，医家“藏象”、“脉象”、“气象”，兵学“兵形象水”等观念形态的表述，乃至许慎“依类象形”、“文者物象之本”的象形文字理论，郭璞“触象而构”、“象物以应怪”的神话构象法则等，业已是相当成熟的理论形态了。这种“尚象”传统，经由三代巫卜、宗法文化的熏染，以及诸子的理论提升，演变为“象喻”的致思与言说范式，成为先秦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认知方式，并且衍生出“观物取象”、“观象制器”、“象其物宜”、“取象比类”、“立象见意”、“以象比德”、“得意忘象”、“名实之辩”等早期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作为一种论证策略，“喻”所表明的是双方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更多地表现为通过主体的意会体悟达到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因此，各种概念的提出，名称的确定，乃至古代社会真理的产生，都是基于“象喻”思维这一“深层结构”，古人的思维之网，正是以“象喻”的方式纽结而成的一个既有自然物象，又有超自然、超实体观念之象的意义世界。“象喻”重视经验感悟，尤其善于把捉社会人生表象中某些不可言喻的深层意蕴，这就为重视形象性、审美性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种阐释路径，也为尔后意象、意境、虚实、情景等问题的展开，提供了运思的范型。因此，从“象喻”的意义脉络中重新审视包括意象在内的早期文论范畴、概念，不仅可以较为准确地揭示出其思想资源与理论源头，而且可以将范畴、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家族相似性，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