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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 纵横三千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体系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中华读书报 佳木 参加讨论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版
    
    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重要阶段,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倾毕生精力纂辑的三卷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如期而至,第一册(先秦至隋唐五代)、第二册(宋、辽、金)、第三册(元、明)分别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7年、1996年和1999年。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从中国具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共和行政(前841)开始直至明朝灭亡(1644),首列公元纪年,次列帝王纪年,编年排列先秦至明代史学事迹。整部著述广搜博采,斟酌去取,注重事件源起,以现代学术意识、勾画史学发展前景的学术宗旨,理清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将近2500年中国史学史前后相继的历程以资料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编年》一经出版,便为学界所重,被称为“治中国史学史不可不读之书”,成为无数史学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由于健康状况的影响,2001年,杨翼骧先生将计划完成的清代卷编写托付给了弟子乔治忠教授,于两年后不幸辞世。秉承先师的遗愿,乔治忠教授带领弟子朱宏斌博士耗费十二年心力完成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清代卷纂辑,并对已经出版的前三册进行了增补和修订。201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将这一粹三代学人心血而成的成果定名为《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分四册出版。全书时限从武王伐纣(前1046)至清帝退位(1911),补齐了中国史学史自先秦至清代的整体系列,纵横三千余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体系由此建立起来。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系统增订,需要对涉及到的不同人物和各类史书有整体、全局的把握,查阅、采择、考辨、收录、案语撰写、校对文字,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工作十分庞杂。增订在校改原书讹误文字的基础上展开,调整和修改一些史学事项的系年,使之更加准确。同时,补充必要的史学事项。据不完全统计,前三册的增补、修订超过了180余条。第一册中,较大的改动是自东汉起,附入干支纪年。最重要的订补是将全书的起点提前至“武王伐纣”,这是涉及到中国史学起源的重要问题。乔治忠教授认为,研究中国史学史需要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极为重要,在资料上为这种探源宗旨作引导,应当向更久远的社会背景进行追索。凭藉探研中国史学史数十年的深厚积累,他提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追溯中国史学起源最为关键因素的新论断,决定将“武王伐纣”作为全书开端。由于年代的提前,本册新增了若干史学事项,其中补充于周穆王去世之年的《逸周书·史记解》也非常引人瞩目,这篇文字中记述的部族、古国,不见于许多古籍,却多与《竹书纪年》相契合,对于探寻先周历史、考察以史为鉴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册(宋、辽、金卷)以补充重要的史学事项为主,官方史学举措和具有重要史学意义的史论文章,以及影响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均在补充之列。如于987年补入北宋史官胡旦关于纂修纪传体国史的奏议,是官方史学的重要文字;1162年,补入南宋专设“圣政所”纂修《圣政记》,为新的官方修史举措。1062年,补入欧阳修史学疑古精神的代表作——《帝王世次图序》,以此可见北宋史学疑古精神之发端。1072年,欧阳修卒年,补入欧阳修的重要史论《正统论》,以此可见中国历史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本卷1094年条和1095年条,补入范祖禹等因“论修史罪”遭贬黜。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的史事,是影响宋代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本册还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原系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移动于1252年。
    增订中工作中,第三册(元、明卷)为补充文字最多的一卷,增订后大约较原本多出了10万字。这是因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之后,许多此前杨翼骧先生难以查阅到的善本古籍都已较易搜寻。此次增订本着“择要补遗、不冗不滥”的方针,择要补充影响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的史书、史论等内容,同时,择要增补序跋等类资料,并根据新见资料,对许多史书的系年做出调整和改动。清代入关以前的史学活动,则按公元年限予以编入。这册编年订补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择要补充了一些日本现存中国稀佚古代史籍。
    增补、校讹而外,编加“今案”是增订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些案语以考订史学事实为中心,进行分析和评论,需要充分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项颇费心力的工作。很多“今案”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闪光点,以第一册为例,全书开篇“武王伐纣”条下的“今案”引录金文和《逸周书》的资料,探讨了武王克商之后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影响,叙述了西周克商年代问题的复杂状况,使开卷伊始,便进入了深层的学术状态。再如对“共和元年”的长篇“今案”考释,引前人学术见解而指出“共伯和”就是卫武公,对共和纪年问题进行了详细辨析。这篇“今案”还与下条公元前758年所增补卫武公事迹的“今案”相联系,呼应了卫武公就是“共伯和”的说法,将卫武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显要地位凸现了出来。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工作中,清代卷的续编是重中之重。该卷64万字,起于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止于宣统三年(1911)清帝逊位,以清代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的互动联系,从资料的系列,全面勾画有清一代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其间的“今案”案语,以文字、版本、史实的考释为主要宗旨,并酌情加入一些学术信息类的提示和判断,实为学术研究之指南与梯航。
    所谓薪尽火传,学脉相继,杨翼骧先生的遗文永在。乔治忠教授和朱宏斌博士秉承杨翼骧先生的学术传统,一起完成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将在中国史学史园圃中,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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