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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 天堂不是图书馆的样子,乌托邦才是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外滩画报 云也退 参加讨论

    
    《图书馆的故事》[美] 马修·巴特尔斯著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6 月出版
    大学里有位语文老师,开了一门文化常识课。的确很常识,从史前说起,按时间顺序追溯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各种主要的技术革新,火、纸、轮子、车辆、灯分别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相继出现,说者和听者都津津有味。后来有一堂课,他终于说到一些让我们意识到文明并不一定一直在进步的内容。比如亚特兰蒂斯,“那块大陆消失不见了,”他说,“谁也不知道那里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也许连光盘都有了。”
        
    如果亚特兰蒂斯大陆真的曾经如此发达,那就是说,大陆沉没之后,人类文明就倒退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假如那块大陆没有沉没,也许早几百年就该有了;又也许,文明将会多出某个新的选择,从而避免现今的一体化和扁平化。太多的假设,太多的联想,全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而关于过去的知识纵然渊脉浩瀚、千头万绪,其载体却都是唯一的:(广义的)书,以及其中的文字。
    马修·巴特尔斯的《图书馆的故事》,在所有有关书和图书馆的作品里,应算是别致的一本。巴特尔斯先生语言精炼有味,涵义深远,他掌握了众多关于图书馆、出版社以及嗜书文人的掌故,更出色的是,他抓住了几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书的普及、书之战、焚书。从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开始,书与图书馆就一边在执行延续人类文明血脉的功能,一边进入一种充满偶然性的内战之中,文字由于一代代人的阅读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即使体现为血肉之躯的作者已死,文字之书仍在互相争斗,为了能在图书馆里取得一席之地,为了能继续被人读到,为了能让作者的名字流传下去。书的普及引起了知识的推广,继而带动了书之战,又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际合之下导致了焚书。焚书,不管是发生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是发生在纳粹猖獗的上世纪 30 年代,不管焚书行为有多大的罪过,都宣告了知识脆弱乃至虚无的本质。
    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在缩微胶卷、电脑芯片之类的东西问世之前,一般的知识只能储存在有形的图书中,因此,图书馆是一个知识的旧时代的缩影,修建图书馆,被认为是保护文化、支持文化的真实举措,资助图书馆建造的人,被认为是乐观主义者,相信进步的人。故此,乔纳森·斯威夫特,这位 18 世纪讽刺家的形象就特别耀眼了。他恰恰是个悲观主义者,也是他,在 300 年前向以图书馆为代表的人类野心宣战。巴特尔斯写到了斯威夫特所著《书籍战争》一书,它讲的是“现代图书越来越嫉妒它的前辈们的巅峰地位,要求变换位置”。斯威夫特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战场,文本与文本之间互有冲突,各自为抢得有限的空间而战,完全不是一个彼此和睦、携手共荣、泽被人类万世的知识之海。
    焚书与书之战未必有直接的联系,焚书行为的执行者,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德国人,很大程度上拿书籍当作发泄的对象。低地国家的文化学术中心—比利时鲁汶,1914 年遭到了德国人的狂轰滥炸,美丽的哥特式建筑,包括艺术中心和图书馆都被摧毁,战后,一些美国人着手重建图书馆,新馆于 1940 年德军侵入比利时时再度受难,而这次竟成了德军攻击鲁汶时唯一的轰炸目标。也许很多人会说,这表明希特勒仇恨书籍,也说明—正如秦始皇的例子所证明的—思想是“独夫民贼”顶顶惧怕的东西。
    “希特勒曾经声称阅读应该是‘本能的’—更应该在‘民族’直觉的指引之下,而不是经由教育培养出来的辨识能力。”这就是说,不是反对阅读,而是反对驳杂的阅读,强调阅读必须为我所用。这的确是独裁者的想法。除了消灭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藏书,第三帝国本土的图书馆员为了挽救书籍免遭毒手,还自行检查、筛选馆内的书籍,把符合领袖意志的书籍提供给人民阅读,想一想这工程之浩大,更能明白这场悲剧的严重程度,巴尔特斯准确地把他们与纳粹的交易比作浮士德将灵魂卖给魔鬼。
    然而,假如你读过那篇有许多人转发的文章,讲哈佛图书馆里如何到处都是废寝忘食的渴读学子,假如你知道莫斯科或东京一家大型实体书店的新书入库频率有多高,假如你曾在一所西方的大学图书馆的一个细分类目(比如“康德美学”、“法国结构主义”、“北方文艺复兴”)名下看到多达十几柜子的藏书,你便会意识到,焚书这类事情,既是暂时的,也是局部的,它构不成对图书馆的威胁。书之战的历史远远长于焚书,只要人类知识传承的基本制度不变,书与书、文本与文本的战争将持续下去,作为战场的图书馆,当然岿然不动。
    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迷惘》,是一本曾深深影响了我对书与图书馆的认识的经典小说,书呆子主人公彼得·基恩,在小说末尾引火烧毁了自己书房里的两万册藏书,并在火光中放声大笑。他是个神人,能与书中的孔夫子说话,但他头脑中的书籍与世界是脱节的,因此在故事发生的背景(30 年代)之下,他是一个自命不凡却心理扭曲、毫无用处的文人。那些书在他的头脑里打架、被他取出来卖掉,卡内蒂用荒谬的情节预言了一个知识与文本压迫人、禁锢人的状况,一个古人压迫现代人的时代的到来。斯威夫特揭示了书籍、作者争夺权力的事实,卡内蒂遥相呼应,以寓言的笔法揭破了图书馆本质上的霸权—如果不说是虚妄的话。
    图书馆是一种虚妄吗?其实众多现代作者对此早已有意识,只是,他们自己也必须依靠图书馆才能“永恒”,只要古老的“立言”传统仍是他们人生的志向所在。萨特在他最优秀的小说《恶心》中写了一个名叫洛根丁的小学者,他住在一个天色灰暗、空气阴冷的海滨城市,做着一项关于一位法国大革命时期侯爵的研究。他发现,城里的图书馆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那些已经存在的图书,哪怕是他本人已经写下的句子,都在挤占他的作家生涯的空间。他批阅大量文献,去了解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古人,而批阅的过程让他越来越烦闷,因为那些已经落在纸上的字,每一个都在与他作对。洛根丁感到,只有在书还没开始写作之前,或者在书写完之后,才会有一点澄明照亮自己—然而,前者已是不可复得的过去,而后者亦不可能,因为对一个写作者而言,书其实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
    正如读者无法读完所有的书,图书馆霸权,是被福柯质疑和颠覆的知识体制的一个基本框架。萨义德写道:“一个图书馆,就是一个完全的、能无限吸收的系统,能无限自我引证(想一想图书目录,想一想书目和书籍之中有无限可能的互相征引),有数量硕大无朋的元素,且不受个人的影响。如此组织有序的、完成了的一个世界既有完美的重复性,又有完美的实在性。”福柯另起炉灶,他挑战图书馆所确立的知识体制,它要求凡事都要引证,要一种近乎迂腐的圆满。而实际上,如果你承认语言并非透明,并不能与实在一一对应,你就会意识到,图书馆依靠其储存的无限的语言蒙蔽了真正的起源,至少在西方文化里,图书馆不仅是书的战场,也是不计其数的镜像游戏的发生地。
    知识的增殖抛弃了人的主体性,人有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主体性,令其达到能够挑战所有知识的高度?福柯从博尔赫斯那里得到了许多灵感,而博尔赫斯—如果我们可以细思一下他那句箴言“天堂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的话,就会知道那可能不是赞美,而是对他的小说里的一个重大主题——乌托邦噩梦的某种评述。在这个乌托邦里,话语主宰一切,人们凭借十全十美的书写,就能完成一个天堂,抵达理想的边界,它是美丽的,但也是恐怖的。意识到这一点,罗兰·巴尔特才设法用书写消弭艺术和批评之间的界限,并且石破天惊地说,所有的书写,彼此引燃、彼此点亮的书写,其总数不是无限,而是零,是沉默。
    《图书馆的故事》到底写到了数码时代带来的变数。巴尔特斯的立场是开放的,“数码时代的图书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类似于一种危机的状态这是一场深深植根于图书馆的书面文化的危机”,“现在,字词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倾向于像素和比特,而不是纸张和墨水。看起来它也是会消失的”预言图书馆的未来,不是他乐意做的事,不过,巴尔特斯已经看到,语词和知识载体,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写文学,从手抄本到印刷书,从手制图书到廉价而普及的印刷品的几个重大转变后,眼下又面临一个特别大的变局,谁也不敢想象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只好像巴尔特斯所说,先“感谢它的读者们”,感谢他们让图书馆存留至今。
    还有许多议论可以围绕这个主题来发,但再怎样讨论,你都会抵达一种虚无感,犹如萨特的洛根丁,犹如卡内蒂的基恩。倘若真有亚特兰蒂斯,那么它的历史,也一定都储存在图书馆里了。再多的档案,再多的灿烂的文化,都架不住覆巢之下无完卵。这让我想到一个古代笑话:某人带着一袋米骑驴进城,生怕驴负重太大吃不消,就自己把米背在肩上。图书馆就是那袋米,决定它能长到多大、多重的不是人,而是那头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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