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嘎
    年轻的时候，阿云嘎曾经无比热爱诗歌，并固执地认为蒙古族是诗的民族。哪怕是历史经典《蒙古秘史》，其中也有很多用诗歌的形式表达的内容。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
    他因此觉得自己几乎生活在诗歌的海洋。在鄂尔多斯报蒙古文版当编辑十几年，每天来搞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基层牧民写的诗歌。前些年，在草原上甚至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诗歌那达慕”，吸引了很多诗歌爱好者前去参加。当然，阿云嘎也喜欢写诗，并发表过四首诗，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诗的思维，转而改写小说。
    从1976年11月11日发表于《内蒙古日报》的《鹰飞不过去的沙梁上》算起，阿云嘎的创作已历经40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最新一期的《民族文学》在“七一特稿”栏目发表了阿云嘎的《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从幼稚到成熟，手法也变得更为老到，唯一不变的，是阿云嘎朴实、冷峻的风格。
    读书报：1980年代，您的两个短篇——《大漠歌》和《“浴羊”路上》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一等奖。能谈谈这两个短篇的创作吗？
    阿云嘎：《大漠歌》里写了一个孤独的牵驼人。牵驼人本来是孤独的，他拉着骆驼顶风冒雪（骆驼运输一般在冬天）走在茫茫荒原上，他要去很远的地方。但牵驼人同时又是自信而勇敢的，他们艺高胆大，瞧不起躲在暖屋里的胆小鬼。他们还有一种自由精神，说走就走，谁也管不了。风雪、沙暴陪伴着他们，也许还遇到强盗和野狼，也有相好的女人在等着他们。但《大漠歌》里的牵驼人吉格吉德的自信却遇到了挑战——他顶着狂风在半夜赶到与他相好的女人家时，却发现一个跑个体运输的卡车司机在那里。他不得不承认骆驼运输已经过时，牵驼人的光荣与骄傲也即将一去不复返。于是他又离开女人，走进了风沙中。但在《大漠歌》里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牵驼人吉格吉德，而是想挖掘骆驼运输即将过时这个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其实牵驼人身上有好多美好的，传统的东西，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美好的东西正在被丢弃。这是一种必然，但也是一种悲剧。
    《浴羊路上》写的是三个十几岁的男孩性意识觉醒的过程。我对这篇小说很满意，因为它没有力图表现政治观念、价值观等社会学层面上的东西，而是表现了人性。
     读书报：您一直是由母语创作吗？为什么不直接用汉语创作？
     阿云嘎：年轻时我一直用母语创作，因为当时我对自己驾驭汉语的能力信心不足。因为我中专毕业时才能够勉强用汉文写信。后来看汉文的报刊、文学作品多了，对汉语开始有了感觉，就用汉语写了一些短文，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今年《民族文学》上发的长篇《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就是直接用汉文写的。
     读书报：《满巴扎仓》这部小说的构思缘自什么？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阿云嘎：满巴扎仓是我家乡边上的一座寺庙，坐落在山坡上。1964年我离开家乡到呼和浩特念书，路过那里。年老的僧人告老还乡，年轻一些的都还俗娶妻，都走了。当时在内蒙古这种现象很普遍，搞破除迷信，搞大跃进，好多寺庙都断了香火。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是一座人去屋空的寺庙。一处空无一人的寺庙，给人的感觉是奇特的，那是一种荒废的感觉，甚至是阴森的感觉。当然也会让人想到，这里大概发生过不少事情。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只听说那座寺庙在“文革”中遭到毁坏，后来又重建了。但当年那种奇特的感觉却一直伴随着我。但我也没有想到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后来我对蒙医学的发展历史有了一点了解。现在的蒙医学是从藏医学演变而来的，但我又听说，在历史上蒙医学是很发达的，后来失传了。这样我又想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这样我又想到了满巴扎仓，因为那是一座专门研究医学的寺庙。这部长篇就这样开始构思的。
    还有一点，我过去写的东西故事性比较差，我认为应该弥补这个不足，所以写《满巴扎仓》时我特别重视故事，结果就写成了悬念比较强的东西。写作中最大的困难也是编故事。凭空虚构出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并非易事。尤其是那些悬念，最后必须有个结果，真是让我大费心思。
     读书报：您的创作技巧娴熟，有掌握那么丰富的资源，是否创作相对轻松？
    阿云嘎：创作永远是艰苦的，因为文学创作是不能重复的。好在我有个优势，那就是我对草原生活比较熟悉，那里有好多鲜为人知的东西，真是取之不尽。我认为蒙古族作家应该发挥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读书报：获了很多奖，也取得很高的成就，您仍坚持不懈地写作。这种动力来自什么？
    阿云嘎：写作纯属个人爱好，但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年轻时主要是喜欢，也希望出点名赚点稿费，所以那时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写着写着我又发现，任何民族的作家都离不开社会，离不开自己那个民族的命运，我们身边每天上演着人间的悲喜剧，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遗憾。好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丢掉了，好多新的考验又来了。你不想关注都不可能。这个时候作家就会感到有了一种责任。有些东西我看到了，就想写出来，这就是动力。
        读书报：您的小说地域特色明显，往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带到美丽的草原。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您对家乡怀着怎样的感情？

 
    阿云嘎：写小说离不开场景，写好场景就必须写自己最熟悉的，最让你动心的，最为刻骨铭心的那些场景。关于家乡的记忆就是属于这样的场景。我相信每个作家的笔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写了不少来自家乡的记忆。我十几岁到呼和浩特念书，念完一个学期回到家，当你远远地看到自己的家、羊群、母亲的身影，看到牧羊狗迎着你跑过来，你会是什么心情？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让你产生那种心情。不管你后来到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也不管你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但你永远是你家乡的孩子，你的生命、命运、优点和不足都是从家乡那个巴掌大的地方起源的。
    地域文化对每个作家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对地域文化的把握，你甚至都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我们现在偶尔能够看到“草原题材”的影视作品，有关草原的场景会有很多，比如拉马头琴，赛马、祭敖包、婚礼等等，但你仍然会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缺少了什么？就是地域文化特色。要知道，草原是个很大的概念，其中存在着好多地域，而我们有些搞影视的人却不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地域，又在那里拍作品，能搞好吗？
    读书报：《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非常吸引人。这似乎是您的作品一贯的特点，叙述很有张力，且富有悬念。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题材？
     阿云嘎：我是想写一部表现“高原好汉”的小说。高原好汉是蒙古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有人称他们为“赶马大盗”。写高原好汉就必须为他设立一个对立面，我就把日本人写成其对立面，这样就写成了抗日小说。去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但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把这部小说跟七十周年联系起来想。
     读书报：很好奇您为何一直保有持久的创作生命力？
    阿云嘎：你肯定会从生活中不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必然会产生写作冲动，就会不断地写下去。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内蒙古的整体文学创作，似乎年轻的作家不太为人所知。
     阿云嘎：目前内蒙古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青年作家，他们善于接受新的文学观念，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其中好多人还懂外语，这是他们的优势。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有周期性，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会脱颖而出的。他们代表着内蒙古文学的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