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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建构的所谓“纯文学”的古代文论批评范式，不仅导致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日益贫乏化，而且也引发了本领域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古今、中西价值取向分裂，而现代化过程的本性则要求对于中国文论的完整叙事，从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问方式乃至解决方法，既是“中国式”的，又是中西视域融合的。因此，回归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性意义世界，是文论早期形态问题意识产生的思想土壤，而观念史和思想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则是本领域未来研究中值得展望的方向。 【关 键 词】中国文论/早期形态/观念史/思想史 【作者简介】夏静，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就近几十年的研究来看，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问题意识的产生，应该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思想系谱与知识链接，无论是新近面世的多种简帛文献，还是海外汉学家丰硕的研究成果，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自郭绍虞诸先生以来所建构的古代文论批评范式，也即将文论话语从整体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中剥离、纯化的路数，大抵行不通了。正如美国学者诺夫乔伊所言，文学史观念大部分都是淡化了的或改变了形态的哲学观念，文论观念也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性与深厚的历史感[1](P17)。如果我们单单看提纯之后、抽象之后的文论观念，那么，这些观念的历史世系、逻辑含意、言外之意以及在人类思想中复杂的表现形式，也就很难得以说明。因此，从中国文学思想自身谱系和本然脉络“顺着说”，而非从西方“纯文学”的“后见之明”“倒着说”古文论的意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宰制下“泛文论”、“杂文论”的断语，重返中国传统学术史、文学史及价值论的整体思想语境，理当成为我们继续探索的出发点。 一 对于整体性意义世界的把握，是先秦以来固有的学术传统。史事层面与意义层面的模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含混，成就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特征。价值和意义先于知识，决定了古代文论知识系统在本质上呈现为价值质态而非知识质态，对于宇宙价值、人生价值、社会价值的内在诉求与深度认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品格。古往今来有识见的文论家，于经典诠释中，一定要显现出某种价值指向，或哲学观、宇宙观抑或人生观，虽然这种价值义理常常寓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之中。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主张从意义的掌握去了解人类的行为，从而了解人类的社会制度。在他看来，与以“自然事件”为基本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文化事件”，这种“文化事件”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价值”和“意义”[2](《序》，P5)。情况的确如此，为人文的世界提供一个终极价值或整体性解释，是古典时代思想家的共同追求。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的建构，是伴随着先秦以来学术的发展，与“六艺之学”、诸子之学以及汉代经学的演变相始终的，思想家在谈论伦理、政治、哲学、历史等问题时旁及文学、文论诸领域，不免带有卫道护教的性质，故而围绕着中国文论发生期诸多问题的创见，并不纯然是为文学的存在寻找本原，从根本上看，是提供意义、确立信仰的一种理论尝试。 自近代以来，在各种关于中国文论“泛文论”、“杂文论”的论断中，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痕迹清晰可见。受制于西方所谓“纯文学”观念的引导，人们习惯于从一个相当狭隘的学科立场去理解早期文学思想，常常是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涵的观念性话语，从整体性的经、史、子、集文本中择出并提纯，也即把文论家的思想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并以这种提纯之后、抽象之后的观念去阐释其全部文本或部分思想，由此证实其理论之间具有某种主导原则或归属取向的逻辑关联。在研究传统文论思想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西方学术的分科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史哲合一、道艺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就古代文学思想研究而言，古人常常并未就文论而文论、就画论而画论，也非就天人而天人、就阴阳而阴阳，他们置身于一个古老思想传统的传递与承接中，重视的是个体生命身处于历史传统之中对文化生命的继往开来。在浓厚的历史意识与哲学思辨中，文论话语构成了复杂而多面的知识形态，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文论问题时，如果仅仅就文论而文论，就很难接近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形态。因此，要回到抽象之前、提纯之前，还必须具有哲学的眼光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今必分文学、哲学而为二，斯其意义与价值，惟各见其减，不见其增矣。”[3](P262)亦复此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