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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 综合了卢卡奇与皮亚杰的相关理论，在“集体意识”概念和发生结构主义方法的基础上，戈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同构理论：某一时期文学与世界观(即集体意识)之间存在同构关系。戈德曼认为，作品不是作家意识的产物，而是社会集团或阶级意识的反映。艺术创作活动的源头来自集体，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是“社会群体”并具有“集体特征”，或曰文学世界与社会生活所共有的“精神结构”：作品的想象世界的结构与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结构是homolog(同源的，同质的，相似的)，至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31)不难看出，在这种结构的同质性或同源性中，戈德曼所说的“主体”是集体主体，而非个人主体。正是以这种社会集体意识为中介，戈德曼建构起他的小说社会学的结构理论。 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运用发生结构主义方法对康德、拉辛和帕斯卡尔之间存在的共同的悲剧世界观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在分析拉辛的悲剧时，把拉辛的所有不同时期的悲剧进行分析，归入不同的结构，然后把这些不同的结构纳入冉森极端教派，将冉森极端教派纳入冉森教派，将冉森教派置入穿袍贵族，将穿袍贵族放进法国历史，并进而将其纳入整个西方社会。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戈德曼不仅正面论证了其小说社会学理论，还在分析马尔罗的小说和新小说派小说的基础上，阐发其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 根据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理论，小说作为人类对外部环境能动反应的产品，一定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甚至同构。戈德曼提出，伟大的作品往往蕴涵着作品世界的结构与特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或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同源性。但是戈德曼的同构理论在其各种著作中并非完全一致，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内涵：第一种是指作为文类的小说的发生与社会历史是同构的，这与卢卡奇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种是小说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特定社会集团意识以至更大范围的精神结构(即世界观)是同构的，这在《隐蔽的上帝》中分析得最为透彻；第三种是小说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同步的。 在《小说的社会学问题导言》中，戈德曼首先论及小说形式与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理论之间的“同源性”。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是一种暗含的存在；在中介化和堕落的现代个人主义社会中，虚幻的交换价值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就商品与人的关系而言，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比如一件衣服或一所住宅的本来价值)逐渐隐匿、甚至消失，人与商品的关系“纯粹是量的交换价值的关系”，“现在要得到一件衣服或一所住宅，关键在于得到足够买它们的钱”。(32)与交换结构相对应的是小说体裁的中介结构。在戈德曼看来，小说创作的中介环节就是“集体意识”，“文学社会学的大部分著作，的确在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和使它们得以产生的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之间确立了一种关系”。(33)作家是追求真实价值的个体，而小说所蕴涵的真实价值与交换中的使用价值一样具有隐蔽性。在现代小说中，主人公的堕落与真实价值的衰微正如贸易特别是大宗贸易中对使用价值的漠视一样，丧失了对意义的追问。那些追求理想的个人成为“有问题的个体”，如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神学家等。他们既不放弃对真实价值的追求。又无法摆脱堕落的、普遍的中介之影响；然而，重要的小说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些追求真实价值的渴望。 在上文提及的戈德曼同构理论的三种含义中，《论小说的社会学》更多的是建构小说的内在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的同构性。根据他的小说社会学理论，经小说所转换的集体意识与经济结构是同构的。戈德曼将这种“与物化世界相适应的小说形式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小说。在受市场制约的个人主义社会里，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价值被交换价值遮蔽了。与这种社会意识相对应的是，这一阶段的小说，主要采取的是与寻找意义或追求理想的个人经历有关的个人“传记”形式。“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在寻找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价值，然而真实的价值是现代小说人物永远无法找到的，因而他们被称为‘有问题’的人”。(34)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辛格顿船长》，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生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 第二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小说。西方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遭遇到巨大的结构性危机，时间大约从1912年至1945年。“而两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只是这个大危机的最重要的表现”。(35)在这个时期，哲学领域既出现了以集体主体代替个人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出现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上的后果则是缘于自由价值观的、与传记形式相联系的“古典”市民小说的衰落。个体的重要性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总体中日渐式微，个体的无助和“死亡”问题凸显出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人物的解体”。与此同步出现了群体小说，特别是具有“军事纪律”的革命团体小说，以及与死亡意识和虚无主义相联系的存在主义小说形式，如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局外人》，以及乔伊斯、卡夫卡等人的作品。 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即现代结构的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人类在物的世界里丧失了第一、第二阶段作为个人和团体的根基。在物的挤压下，人的内心活动天地渐趋缩小，人格和人性日益削弱，人的“物化”问题成为小说的主旋律。小说作者对人生和现实的思考降到次要甚至暗含的程度，几乎使那些寻找意义的批评家看不出来，即“非政治化、非神圣化、非人道化、物化”，(36)正如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窥视者》所表现的那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