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看书喜好先看后记，再看目录。看目录是为了了解这本书的框架，看后记则是为了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并追求反求诸己的超值作用。现在，我愿意谈谈我的心情。 一、 我曾说过：这是一个价值主义和工具主义各自恣意挥洒的年代。因此，我们既心悦诚服地承认“法哲学和法理学通常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正义的思考”（魏德士语）这一真理，也不得不默然地接受“一个麻雀在手中比十个麻雀在屋顶上好”（黑格尔语）这一命题。我的意思是：当你有足够长的历史（比如50年）供你回顾时，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都会面临这样的纠结：我所仇恨的往往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我所选择的往往是我不得不失去的。在苦难中享受，在享受中担当，这是我们不得不领纳的圣命。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本质。 因此，虽然我也很骄傲，因为更多时候我只能以自己弱小的躯壳（这个躯壳最脆弱的部分正在衰去，那种生命活力远你而去的声音，一如寂寥的傍晚那细长的山水从云雾的高处轻轻滑过满是碎石的山路）抵抗那些外在的或内在的压迫从而保证自己能在这阴沉的夜里坐在鬼脸城的对面渡着闲散的写者与讲者的生活，但当我检视自己的大部分文字时确实感到汗颜，为自己的幼稚、浅薄、不够洞明和练达、理想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而深深汗颜。李晓在《在我的人生下半场》中说：“在我的上半场，我从一个山里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在中国默默无闻的小作家，我的知名度也只限于在我老家那个村子里被传来传去，所以，我有时惭愧地感到，我真像一个骗子。” 在深夜里看到这种领悟，我是既有同感也有悲戚。 但是，这些文字仍拥有自我的价值。西风说过：“记录一个瞬间，也许可以铭刻一个时代”。 在当下的时空条件下，我既没有自然而然地拥有这一伟大的义务，更没有被精心赋予这一微小的权利。我只是想记载一个事实：虽然很微小，但我们每一个个体都会在历史的时空中与这个时代发生一个相互证明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与这个时代都无法拥有过高的预期并实现共享的价值。因此，必须谦卑地承认：我在这里提出的很多看法，仅仅是一种设想和心愿。也许这种设想和心愿无法更加丰富这个时代，但至少它们会证明：我与这个时代曾经共在！ 二、 自1979年后，笔者一直泡在法海里，干的是讲者和写者的活，讲写（别误解成那个“唱读讲传”啊）的内容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养家糊口走江湖的“法律活”，一是“写在法律边上”的闲活。后面这一部分内容较散、体系较乱，但心意较真。因此，笔者一直有一个汇编成册的心愿。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来历。 本书的文字主要来源于《现代快报》、《江南时报》、《新京报》等纸质媒体和“法律博客”等网络上发表过的文字。假如在系统化的整理出版时仍然保留某些谬误，则多多少少是一种矫情。为此，我对所有文字做了少量的也可能是关键的修正。正因为如此，笔者大多没有注明出处，以免在掠美不成的同时增加他们的麻烦。在此，敬请读者和这些给笔者以大力支持的报刊杂志理解。 我将本书的文字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静水流深”。这部分主要是一些感恩的文字。生命旅程中的这许多恩情默默滋润着我，是我自然生命和学术生命的基础。1993年11月，我去参加著名杂文家陶白先生 的悼念仪式，看到入口处陶白先生自己的书法作品“愿知我者相忘于江湖” ，大吃一惊，至今不忘，因为只有深刻认知人生的大家，才能生出此等感悟。当然，“镜子里的我”看到的可能是颠倒的景象，但这丝毫不会减少我对这次人生过程的感恩。相濡以沫是爱，相忘江湖也是爱，而且是最终的爱。第二部分是“法治寻问”。这部分文字主要是对一些法律问题的讨教与质问。当然，这也可以被说成是身处江湖之远的一位讲者、写者与身居庙堂之高的衮衮诸公保持一定张力的写真。 思想家说过：如果我们放弃注视和关心周围的人，永远没有公平和正义的一天，谁也不会自由。这就需要牺牲，需要奉献，需要独立。第三部分是“宪诫”。某种意义上，这是从宏观上对“法治寻问”的答复。法律意义上的“宪诫”这个词，应该是我的创造。“宪”是宪政，“诫”是警告、劝告、告诫，合起来就是从宪政角度对社会的告诫。这部分文字乃是根据我的内心信仰以及我对法治精神的自我把握从宏观的角度提出的告诫和思考。第四部分是“站在法律的刀口上聊天”。某种意义上，这是从微观上对“法治寻问”的答复。这部分文字相对具体，是我站在法律的刀口上的自说自话。法律圈中的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只是看客和食禄者。长期的修炼，使他们具备一种能力：站在法律的刀口上聊天。第五部分是“岁月静好”。由“静水流深”出发，经过“法治寻问”、“宪诫”、“站在法律的刀口上聊天”，再回到“岁月静好”，这是一个轮回。因此，这部分文字主要是对生命过程的简单回忆与简单感悟。命运让我们漂在他乡。漂得越是久远，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也越久远！ 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加以区隔的自洽式的结构，没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 毫无疑问，全书的主题词只有一个，那就是“法治”或者说“宪政”（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法治是普遍意义上的宪政，宪政是法治发展的最高阶段）。但说实话，有时候也很迷惑，如同这人性的发问：“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白狐》歌词）千百年来，无数的政治思想家与宗教思想家、无数的暴力革命家与非暴力革命家给我们描绘了无数个理想。其中，最大的、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痴迷的、相信的、追求的理想就是他们会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格的差异，人人会得到全面的自由和解放。但是，仔细想来，这真的是迷魂汤种种，因为千百年来的社会一直是不公不义的，不公不义恰恰是社会的常态。所以，现实的考量是：我们必须有公义的种种理想，因为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同时，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个体与全体对不公不义的愤怒是否处于合理的可控状态；这种不公不义是不是依照既定的程序产生的，程序是不是基于公意产生的；这样的不公不义是否处于固化状态，或者说，公义的对立各方是否会有部分的流动和交换。这样一想，有时候就有点纠结：我在这里鼓吹的法治或宪政，好一点，会不会真的有助于这程序的确立与固化的祛除？坏一点，会不会是这不公不义的帮凶？最低程度，会不会也是一种法律上的浪漫主义？ 有点迷糊。 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还是任由读者诸君判断吧。 三、 虽然我知道，过多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依赖极有可能使自己的判断发生偏差，无法成为在山与川之间阅读沧桑的精灵，但没有办法，没有利益诉求和情感依赖我们将无法卑微地生存。因此，对于诸多兄弟、朋友、伙伴和同事在这么长的生命时间里给我提供的温暖、宽容、信赖、或者轻视、磨难乃至嫉恨，我是恩泽在心。我想说的是，你所提供的，会让我的心灵厚重起来。同时，你所提供的，也必是你自己所有的。 人生或有四种心境：一是平常心境，可以歌曲“猪头哥哥”为心声，最佳形象代言人当为罗中立油画中的“父亲”（没有任何不敬啊）；二是凄美心境，只能以歌曲“白狐”为心声，可以焚烧诗稿的“林黛玉”为形象代言人。三是豪放心境，必定以词曲“大江东去” 为心声，且只能以令狐冲为形象代言人。四是疯狂心境，当以独一无二的歌曲“忐忑”为其心声，这种心境的形象代言人比较多，希特勒或希特勒他爹之流或梅超风之类皆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人会拥有不同的心境。因此，你我的心境对彼此很重要！ 在应邀为《江南时报》2010年新春所写的祝福辞中，我表达了我对媒体的希望和祝愿：“读者需要媒体的并不多，只要一点点及时而客观的新闻，外加一点点独立而深邃的思想。” 确实，在和许多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领略了荣誉，也感受了责任。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因此，我们必须为这种转型（从这一角度看，我更看重的是中国的和平转型而不是和平崛起。在我看来，世界级的帝国只有三个：以武力、法律、宗教和文化长期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以武力征服欧亚大陆的元帝国，以思想、制度和文化软性征服全球的美帝国。中国的和平转型或和平崛起也许无法达到这些个高度，因而必须寻求自己独特的世界定位。）做点什么。这是我不想呆在象牙塔里、愿意通过媒体鼓吹普遍价值的主要原因。感谢媒体为我提供了这么多的表达机会，也希望媒体真的能做到及时、客观、独立、深邃、开放！在此，特别要感谢刘方志、高明勇、东升、西风、殷方、刘明祥、李海明、沈峥嵘、蔡轶、朱福林、许小溯、刘丹平等媒体界朋友的厚爱。 杨闳炜曾于2009年8月将我所有的博客文章“编献”给我“惠存”，并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邢瑞莱就结构安排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李岩为我校勘了部分文稿，陈盛、宋伶俐、周艳、施婕妤、马树同、张琳和我合写过几篇小文章，张琳同时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细碎的、也是巨大的支持；石惠惠、马树同、倪德海、吉晶晶、贺颖来、丁宾为我做了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商务印书馆王兰萍老师、吴婧老师和郭继贤老师给我提供了及时且真诚的帮助；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则让我拥有非常宽裕、非常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感谢家人给我的关爱、宽容和支持。父亲年迈，常年卧病在床，因此特将本书献给他老人家，祝愿他健康长寿！ 感谢朋友们和读者们的支持、耐心与宽容。“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登高临远是一种精神，浅斟低唱也是一种心情。 马克•吐温说：“不要到处诉说世界有负于你，世界不欠你什么，因为它先你而存在！”但是，生命与这个世界谁先谁后，谁能说得清楚？！有生老病死，无非来去今，这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因此，我特喜欢一副与法律精神和生命态度都相关的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是为后记。 2011年5月3日初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