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薛忆沩
    
    编者按：薛忆沩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首先在《作家》第五期全文刊出，随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上海书展期间推出单行本，引起许多读者和学者的关注。这部作品不仅故事离奇、叙述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还从一个罕见的视角解析“全球化”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小说作者与研究者之间的这篇对话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这部献给“全球化”时代的作品。
    冯新平：作为凝结您多年移民生活经验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的背景是“全球化”的大时代。这是继《白求恩的孩子们》之后，您又一次将长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设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与“全球化”过程的关系？
    薛忆沩：“全球化”过程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现代文明的起点。不过随着冷战的寿终正寝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个过程急剧加速，成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全球化”过程不仅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也解构了人类固有的认知方式，扭曲了人类正常的精神状态。它已经开始侵蚀人类价值体系的底线，进而对“人性”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一个时代显然为文学提供了机会。但是，它也给文学出了难题：文学要如何处置“全球化”带来的人类的“身份危机”？文学要如何处置“全球化”带来的生存压力和精神焦虑？……我想，在这个表面上不需要文学的时代，文学实际上更能够大有作为。
    冯新平：中国文学中，自觉地直面“全球化”的作品好像不多。您将这部作品献给这个时代是不是表达了一种期待，期待有更多的作家和作品能够关注“全球化”过程带来的特殊问题？
    薛忆沩：是的，我希望中国的作家和作品能够对这个时代有更多的思考和发现，而不仅仅是“乐在其中”。“全球化”过程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如“迁徙”和“难民”、如“族群冲突”、如“身份危机”，其实最早的文学经典已经就在关注这些问题，如荷马史诗，如《圣经》。而二十世纪开始的现代派文学更是对“全球化”过程做出了自觉、激烈又超前的反应。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对“全球化”过程中大众与艺术关系的绝望预言已经被后来的现实反复印证。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从一开始就用早已经“全球化”的吉普赛人将主人公带到了孤独的源头：层出不穷的信息和新奇颠覆了真实的时空感觉，表面的浮躁和喧嚣激怒了生命中孤独的困兽。还有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它看到了生命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失重”现象，它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关键字。
    冯新平：与您的上一部作品《空巢》一样，《希拉里、密和、我》也将小说人物生命的真相与中国沉重的历史和浮躁的现实纠结在一起。这两部作品可以说都是求“真”的作品。不过，我注意到这两部作品的叙述策略其实正好相反，《空巢》的叙述策略是不断逃离“真”，而《希拉里、密和、我》的叙述策略却是不断靠近“真”。您是否认同我的这个观察？
    薛忆沩：这是很有意思的观察，我自己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空巢》的叙述的确是由不断暴露的“假”往前推进的。最后，主人公连“真”的警官也不敢相信了：“离开这个充满欺骗的世界”成了她唯一的选择。而《希拉里、密和、我》的叙述却是由不断呈现的“真”往前推进的。最后，三个主要人物生命中的“真相”终于大白于读者，而发生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上的“冬天的童话”也在悲剧的气氛中结束。完全的“真”和彻底的“假”最后都同归于虚无，这好像是“全球化”时代的辩证法。
    冯新平：“最深的孤独就是抓不住真实而产生的孤独，而最浓的乡愁就是对‘真实’这最神圣的故乡的乡愁”……我认为，小说中的这句话不仅是这部小说的内核，也是对您全部五部长篇小说的总结。您同意吗？
    薛忆沩：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就是去追寻那无法获得的最终极的“真”，而我的五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又都是这样的追寻者。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记得《遗弃》主人公做过的那个梦吗？他梦见一个舞女在沙漠的中央劲舞，不断地撩起自己的裙子。我们的“业余哲学家”很快就意识到舞女永远也不可能撩到最后的一层，她穿的是一条无限的裙子。这个梦，或者说那神奇的长裙就是关于“真”的隐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而“真”永远都隐身在无限之中，可以逼近，却无法抵达。
    冯新平：来无踪去无影的“王隐士”无疑是《希拉里、密和、我》这部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惊世骇俗的点拨，“我”就不可能“看见”皇家山上那两位奇特的异性，更不可能与她们建立起有张力的三角关系。但是，我总觉得“王隐士”表达的其实是您自己对“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看法……
    薛忆沩：我的作品里渐渐出现了一种“智者的声音”。《空巢》中的老范就是一位智者。他对世界的看法对叙述者的生活态度和内心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声音是零散的，碎片的。而“王隐士”的声音就比较系统了。他关于“生活的全景”的长篇大论对“我”的性格的改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有意义地生活……”这的确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一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也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这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看法。
    冯新平：您对语言情有独钟，每一部新的作品都好像是您发掘语言潜力的一次实验，《希拉里、密和、我》也不例外。您如何看待语言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呢？
    薛忆沩：我们过去更多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和思想性，而在我看来语言是第一位的。作品的故事可以让读者继续去想象，作品的思想可以让学者继续去阐发，但是语言完全是作者本人“独裁”的，是凝固在文本里的，是不能再“继续”的。或者说作者是语言的终结者吧。正因为这样，我相信对语言的崇敬和负责是一个写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现在中国的作家们越来越重视语言了，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向。我相信写作者的语言和写作者对语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作品故事的格局和思想的深度。
    冯新平：“写作和书籍”一直是与您的写作和书籍密切相关的两个元素。在《希拉里、密和、我》中，“身世神秘的东方女人”密和是在严寒的旷野里坐在轮椅上的写作者，而“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希拉里与“我”之间的关系围绕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展开。这种与写作和书籍的关系是出自您的创意，还是“来源于生活”？
    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是我继《遗弃》之后又一部向写作和书籍致敬的长篇小说。《遗弃》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的写作都是我的写作，主人公读过和拥有的书籍也都是我读过和拥有的书籍。而《希拉里、密和、我》中的两个女主人公也有现实中的“原型”，作品与写作和书籍的关系完全“来源于生活”。正是这不可思议的生活激发了我的灵感，激活了我的想象。当然，这种生活要变成文学作品需要时间的发酵，需要艺术的加工。我是在看见这两个原型五年之后才写出这部作品的。还有，希拉里的“原型”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却从来没有与我谈起过任何一部具体的作品。《十四行诗》是我的选择，它成功地将生活中的“原型”提炼成了作品中的人物。今年正好是莎士比亚离世的四百年，我的这部作品无意中也成为了在这特殊年份向文学之神致敬的作品。
    冯新平：中国的文学好像已经习惯了没有文化的“现实”，小说一旦涉及与写作和书籍相关的精神生活，往往就会受到“脱离现实”或者“不接地气”的指责。你担心《希拉里、密和、我》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吗？
    薛忆沩：它已经遭遇到了这样的命运。我首先将它投给中国两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结果，那里所有的编辑都对它评价很低。他们说中国已经没有浪漫和爱情了，这部作品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当然，他们也不相信作品中关于写作和书籍的主线“来源于生活”。这些说法让我非常沮丧。接着，我将它投给了《人民文学》杂志，获得的反馈正好相反，那里所有的编辑都喜欢这部作品。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没有”了，文学才要更虔诚地去追寻浪漫和爱情。后来因为我不同意删节，作品还是交给《作家》杂志全文刊出了。现在，这部作品的单行本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各地读者的反馈也都非常积极，这对我当然是一种安慰。通过这一次的波折，我对“文学应该关注什么”的问题有了更肯定的回答。“全球化”过程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实”：贫穷落后的村景正在离我们远去。而在喧嚣的背景之下，内心的骚动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文学应该具备一种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现实”感了，或者说中国文学到了应该真正关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