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中杰《回归真实的鲁迅》（9月22日《文学报·新批评》）是篇有见地，富有思想力的好文章。吴文以“人文鲁迅”为基点，缜密地剔抉了自鲁迅1936年10月逝世后的八十年春秋，林林总总张扬“真实鲁迅”的文章里，“人文鲁迅”与“招牌鲁迅”相互纠缠不已的两股社会思潮——众多研究鲁迅的文章可归于这两大类,人文鲁迅是抵达真实鲁迅的唯一通道。
    要是细究，犹如白色是一种颜色，“人文鲁迅”也是一种“招牌”，但这是与权势无关而与人文探寻和文势有关，与鲁迅所处的人文状态有关的招牌。所谓人文探寻，就是在怀疑和批判中，发现并尊重人及其价值，所谓文势，就是基于个人化的观察与独立思考，在既定语境下人文处境的深刻体察中，对研究对象有着精神共振而呈现的生命气场——吴文就彰显了这样的生命气场，显然，“人文鲁迅”背后正是中国现代转型，如今仍未完成的时空迁延，而“招牌鲁迅”基于某种权势做背景，或渴望得到权势的青睐，以神化和教义化的鲁迅为利器，充斥造神和居高临下训斥“假想敌”的意味，突出“鲁迅在转变”和“转变中的鲁迅”，也是以展现“真实的鲁迅”而出现的，它把鲁迅当作没有体温的各种衣料不断进行重新组合，如此“招牌鲁迅”，正如吴文所说，“弄得人们对鲁迅也很反感”。因此，“招牌鲁迅”其实无视真实的鲁迅，只把鲁迅当作一块敲门砖，却起到“驱逐鲁迅”和“鲁迅过时”的效果。
    当然，以“不是鲁迅时代，应该走出鲁迅和超越鲁迅”这种与时俱进的时代情境，也会厌烦“鲁迅话题”。应该承认，鲁迅是鲁迅时代的精神面相，也还是鲁迅之后百年我们社会的精神面相，客观上我们仍无法绕开“鲁迅”这一巨大存在，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又会滋生出“探寻真实的鲁迅”这类精神命题，于是探寻真实的鲁迅成了超越鲁迅的一个扔不掉的拐杖或叫途径，由此推及我们社会已成常态的诸种精神样式，我们的许多所谓“走出”或“超越”，总是陷入“回到真实（人和教义）”这一循环的思维圈套，其中却只有一条“人文路径”较为靠谱，比如沿“人文鲁迅”之途，所揭示的“真实的鲁迅”方能与新时代的人的心灵共振，方能找到并确立作为精神原点的鲁迅，这种原点既是鲁迅的，也是我们民族的，与每个国人的心灵息息相关。
    二
    探寻并回到“真实的鲁迅”的呼声并未减弱，根本的原由还在于，当下的社会、思想和精神情境与鲁迅的时代相近，即我们尚未走出鲁迅时代，比如国民性建设（批判），就像钱理群在《1949-1976：岁月沧桑》后记中说的，“大陆知识分子以致普通民众的某些观念、思维、情感、心理、行为方式，形成新的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而且影响至今”，这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跟鲁迅时代所揭示的国民性血脉相承，并没有质的改观，却烙有新的时代的质素。又比如激进的、掀翻铁屋的、复古的、维持现状的、左翼、右倾、封建、颓唐的、背叛的、才子加流氓、敌人的明剑、朋友的暗箭、海派、京派、商家、官家等，都与转型时代人文精神盛衰及基于人文的感悟相关联，且不说对它以新的揭示，就是以批判而言，感受最深，批判最深刻的仍莫过于鲁迅。国民性批判应该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文化命题（比如我们已经能够接受《丑陋中国人》的讨论），可它仍是我们社会的现实话题，而现实话题在我们意识形态化的国度，必然引申出禁忌和雷区，如果都以鲁迅为精神圭臬或为招牌，势必激发“人文鲁迅”和“招牌鲁迅”的对峙，这样的对峙恰恰反证我们现实中的精神纠结。
    由于政治的内容因时而变，鲁迅的“思想转变”也就永远在路上，“招牌鲁迅”也就时时翻新，与真实的鲁迅了无关系，“鲁迅”也就难以形成中国百年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难以向“文化范式”转化。
    我觉得，鲁迅百年之后的今天，“回到真实的鲁迅”的旗帜依然猎猎，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精神现状的忧思。在学术意义上，是对“鲁迅研究”的现状不满，或叫渴望对“鲁迅研究”的超越；在社会意义上，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精神现状（包括国民性延续并异变）不满，还呼吁学人（知识分子）重建道统意识。20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归来，中国没什么改变，或正酝酿改变，他以求变中的日本为管道建立了全球视野，以人文之火烛照了国人精神上的荒寒，这方面，我们又得承认，鲁迅是继承以司马迁《史记》所确立的道统大于政统和学统这一传统，并向着现代人文转化（其道统有着现代人文内涵）的第一人。从而我们又发现，数十年以来，我们所奉行的是政统高于道统更高于学统的思路，“招牌鲁迅”便是这种思维的文字结晶。因此，“回到真实的鲁迅”又有着“回到真实而有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又拥抱世界的道统的意味，这又是“现实的触发”，又是借鲁迅说事的话题。
    概而言之，从鲁迅那里寄托现实感，或藉鲁迅作现实感的表达，是“回到真实的鲁迅”的精神动力。鲁迅及他所生活的时代过去了，但“鲁迅情境”正在延续，于是寻找真实的鲁迅没有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