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最终花落民谣诗人鲍勃·迪伦身上，不少媒体用“爆冷门”“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等词汇来形容一位歌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震荡。特别是在中国，出版界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出版他著作的准备，文学界也还没有列好研究他的大纲，甚至在音乐圈，各大音乐平台也仅仅是将他的歌曲顶在了首页。不过，鲍勃·迪伦的成就完全匹配如此高规格的荣誉，他的获奖实至名归。
    鲍勃·迪伦的艺术生涯长达五十年之久，发行唱片数十张，销量数以亿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极大的受众群体。在文学方面，迪伦的诗歌（歌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被编入多种教科书。牛津大学现代诗研究专家克里斯朵夫·里克斯，撰写了一本厚厚的《迪伦的原罪观》，他也因此获得“牛津大学诗歌教授”这一地位极高的职位。著名诗人肯尼思·雷克思洛斯曾说“是迪伦首先将诗歌从常春藤名校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如今，在西方的一些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名为“迪伦学”的学科，而迪伦的歌词也被作为诗歌入选许多美国大学的文科教材。在2016年的哥廷根大学，有教授一学期的比较文学课程就是讲鲍勃·迪伦一人。所以，迪伦早已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获得诺奖的殊荣在情理之中。
    当然，鲍勃·迪伦能够获此殊荣，是多种原因所致，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歌，他是民谣诗人，同时也是先锋艺术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频频出现在公众视线内。迪伦也不是孤军奋战，在此之前有小理查德、伍迪·格里斯、罗伯特·约翰逊和汉克·威廉斯等创作型歌手，开创了传统，在此之后也涌现了大量的民谣诗人继续奋斗，如吉米·莫里森、伦纳德·科恩，这是一段源远流长的“音乐+诗歌”历史。另外，更不能排除组委会对获奖者地域以及作品体裁的综合考量。但是既然已经颁给了一位民谣歌手，就不得不引发思考。
    民谣为何能承载这一切？首先，民谣歌曲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民谣歌词言之有物，唱之有情。音乐是表情艺术，情感本是音乐最为核心的要素，而一般的流行歌曲是流水线生产的商业产品，并非歌手的真实情感表达，歌手只是歌曲的代言人而已，而民谣歌曲都是词、曲、唱由民谣歌者一人完成。大量的流行音乐几乎不携带任何感情，是一种空洞的、苍白的呼号。民谣音乐遵循真实的美学原则，强调歌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内心，“我是为了自己而弹”是民谣歌手共同的心声。且因为大部分的民谣歌手来自底层，生活穷困潦倒，依靠自己打拼，付出重重艰辛，这样的努力自然也就被认为是饱含真情的（这在中国尤为明显）。这些音乐人起步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有血有肉的作品，与一般流水线产出的商业情歌不同，这种商业疏离被误以为会富含真情。
    但民谣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音乐的分类本就是唱片公司为推销音乐而贴上的标签。民谣一般会被看作独立音乐，与商业无关，可正是这份“无关”，让民谣更加商业化。实际情形是民谣的独立式创作与商业化生产并蓄生热。民谣这一特殊风格因为“独立”的标签而被商业大肆利用，“小众热”“民谣热”持续升温，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民谣具有“去商业化”“去娱乐化”“去大众化”等特质，但正是这些特质反而成为民谣的卖点，获得极大的商业价值。很多民谣歌曲强烈地表达了介入现实的意图，让音乐承载了过多的幻想，这不是对商业的疏离，而是利用这种对现实的关注而获得现实关注，进而创造商业价值。
    民谣是一种精英文化，呈现出一种反抗姿态，鲍勃·迪伦的歌曲也涉及反战、争取和平、反抗压迫等诸多人类共同的主题。迪伦的作品自然也贴上了反抗民谣的标签，被广泛认为是当时美国新兴的反叛文化的代言人。他的部分早期作品成为了当时美国民权反战运动的圣歌。与此同时，民谣音乐也承载了许多宏大主题，比一般音乐的格调高出很多。
    民谣与纯文学也是互文的，民谣是一种被歌词推动的音乐，民谣歌词就是诗歌，而且是比一般诗歌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的诗歌。民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极大的受众群体。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近几年中国的民谣发展也出现了井喷之势，想必这也是对整个世界潮流的呼应。中国最近几年民谣的持续火爆与鲍勃·迪伦的获奖或许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下转第24版）
    民谣的火爆与歌诗传统的复兴有关，也是一种媚雅文化的体现。民间谣曲是中国音乐的大宗，在历史上是主要的音乐种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音乐的引进使得古典音乐成为音乐大宗，而如今，这种民谣再度兴起，是符号翻转的结果。艺术发展呈现一种历史演进的规律，每一种体裁都会走向尽头，被另外的艺术样式取代，符合整个历史的演进规律。当代民谣是以精英主义出场的，最初是一种反抗文化，逐渐演化为一种亚文化，进而演化成主流文化。
    对文学而言，民谣诗人的获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不无启示，或许由此可以找到音乐与文学，尤其是与诗歌同步复兴的密码。这就是歌与诗的结合而形成的“歌诗传统”的复兴。陆正兰教授提出，当代的“歌诗”是诗与歌词相互靠拢的一种体裁，它是一种诗，也是一种歌词，兼有“诗性”与“歌性”。“歌诗”是中国文学史几千年的传统，它的断裂，表明 “诗教”和“乐教”的传统衰微，这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近年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的文化语境促成“歌诗”复苏重生。当代“歌诗”作为文学新体裁，应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课题。
    民谣歌词大多含蓄隽永，主题暧昧不明，延长了审美距离，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借用了诗歌的“含混”特性。如盛极一时的“西北风”歌曲正是加入了诗的元素，表达民族命运之类的宏大主题。20世纪90年代的摇滚乐更是如此，唐朝乐队的古风式重金属、魔岩三杰的含混多义的摇滚歌词，后来的舌头乐队、痛仰乐队、苍蝇乐队的歌大都具有讽喻诗的特点。窦唯离开乐队之后的一些先锋作品最终将音乐的诗化推到极致，如《雨吁》《山河水》《箫乐冬炉》等作品。由此观之，中国音乐人一直在探索诗歌表达歌曲的模式。
    用诗歌形式表达歌曲，用歌曲的模式吟唱诗歌，正是诗与歌的跨界，诗与歌的融合，将受众越来越少的纯诗歌拉回人们的视线，也正是诗歌的艺术性，可以将品质饱受质疑的流行歌曲水准进行提升。一个人获奖，可以同时带给两种艺术门类以新的希望，更能引发对“歌诗”这一体裁的新思考，这正是民谣歌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给中国同行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