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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收入“汉译名著”到2012年，《谈谈方法》已印刷了12次，重印率是相当高的。 这本书是笛卡尔以自己的智识发展过程为例示，阐述他如何利用自己发现的几条基本认识公理来逐渐认识世界。用理性推理来得出一切结论，是他的基本方法。因此，所谓“培根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应都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通过怎样的路径来达到认识。这样一本方法论的著作，行文中往往还摇曳出其他一些让读者莞尔的人生感悟出来（如下面“书抄”中摘录所体现的）——无怪乎书名要用“谈”（Discours……）而不是“论”（Dissertatio……），也无怪乎它能拥有那么多非专业的读者。 《谈谈方法》最初是以法文出版的，因此王先生也是根据法文译出的。真是佩服王先生的译笔，很是通透明晰，即使是哲学著作，也让读者看起来如行云流水。另外提一句，王先生我们熟悉的那句“我思故我在”译作“我在思想，所以有我。”或者是“我想，所以我是。” 译文的更高境界是，它还很能表现出笛卡尔说话方式的那种独特的幽默感，以及在自我打趣和谦虚之下的确信。——这种基于认为自己掌握了基本原理并因此认识整个世界的确信感，一方面来自当代之前的哲学家对“整体”把握世界的信心，另一方面，我猜想或许在精神气质上来自中世纪宗教哲学的那种统领一切的氛围，虽然后者是他所反对的？ 正文之前是以王先生曾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笛卡尔生平及其哲学》代序。显然这是一篇主要针对当时（1984年）国内哲学界对笛卡尔的定性和一些误解写的，因此特别针对性地指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他论证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所具有的辩证法因素，并为笛卡尔把理性、推理的源头归结到上帝所赋予人的天赋观念做辩护。这个版本没有附上《谈谈方法》首次发表时的三篇附录《几何学》《折光学》和《气象学》，但附上了笛卡尔给《哲学原理》法译者的信、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序及其正文前的综述。 王先生给译文加了不少注释，除了一些对书中提到的事物的知识背景加以介绍之外，多为对某些重要词语的讨论，而这又往往涉及对古希腊哲学脉流中的古希腊语和中世纪经验哲学中拉丁文词源的辨析和探讨。读此书时我时常发出感慨：这才真是“汉译名著”的译本应达到的标准。  王太庆先生（1922-1999）求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又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就我了解到的信息，他懂的外文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古希腊文、梵文、俄文。王先生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就是学术翻译，尤其是哲学著作的翻译。除了《谈谈方法》外，还译有《柏拉图对话集》、《宗教的本质》（费尔巴哈）、《论灵魂》（伊本·西那）、《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合译），还有参与翻译和校订的几种，大多都已收入了“汉译名著”，其译文一直为学界肯定和推崇。 王太庆先生的夫人曾告诉我，《谈谈方法》王先生在民国37年就已经译出，后来又全篇修改了十余次。后来王先生交给商务的稿子不仅誊写得极其清晰，甚至连建议某部分用什么字体，空格、空行情况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因此当年王先生交来的稿子被商务印书馆当做优秀样稿陈列在进门的橱窗里。 王先生的夫人还回忆过王先生向她描述的一个场景。那是王太庆与汪子嵩两位先生50年代被下放农村（门头沟）劳动改造期间，冬夜被薄，无法入睡，两人穿上棉袄，各自拥被起坐论译。其中一位会背出一段英文或法文，然后问“**兄，您听听这段，我这样译如何？”后者再背出诸如拉丁文的相应文词，“从最初拉丁版的意思看，我以为……”推敲琢磨，以度寒夜。——回念当时场景，令人唏嘘。 文抄： 1.尽管我用哲学家的眼光看世人从事的各种活动和事业，觉得几乎没有一样不是虚浮无疑的，我还是抑制不住对自己认为在寻求真理方面已经取得的那种进展感到极大的满意，觉得前途无量，如果在正派人从事的行业中有一种是确实有一而且重要的，我敢相信那就是我所挑选的那一种。……然而很可能这是我弄错了，也许只捞到点黄铜、玻璃，我却把它当成金字、钻石。 2.我很看重雄辩，并且热爱诗词。可是我认为雄辩和诗词都是才华的产物，而不是研究的成果。 3.因为谢天谢地，我并不感到境遇窘迫，要拿学问去牟利，以求改善生活；我虽不像犬儒派那样自称藐视荣誉，对于那种只能依靠虚假的招牌取得的名声我是很不在意的。 4.拼凑而成、出于众手的作品，往往没有一手制成的那么完美。 5.那些大体制推倒了就极难扶起，甚至动摇了就极难摆稳，而且垮下来是十分可怕的。至于它们的毛病，那是有的，单凭它们的分歧就足以肯定它们有毛病，可是习惯确实已经使毛病大大减轻，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使大量毛病得以免除，或者得到改正，我们凭思虑是做不到那么好的。而且，沿用旧体制几乎总是比改换成新体制还要好受一些；旧体制好比盘旋山间的老路，走来走去就渐渐平坦好走了，还是照着它走好，不必翻大山过深沟抄直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