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左”倾第一人的悲喜人生
    
    
    
    推荐人：任杰
    
    推荐理由：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最高领导权。王明一生瞻左顾右，歧路徘徊。他堪称中共“左”倾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长，危害大，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
    本书第一次利用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的材料档案，以及俄罗斯等国外的有关王明的材料，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王明。本书作者曹仲彬、戴茂林是著名党史学家，积十数年之功，遍访王明身边及生平知情人，融通学界多年来王明研究的成果资料，同时配有5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让读者近看王明的悲喜人生、品评王明的功过是非。
    

    关于王明离开莫斯科的时间，有的说是2月或3月初。王明说：“我早已在二月初就离开莫斯科回国来了”，孟庆树也说是王明于2月离开莫斯科。但1929年3月26日米夫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日将派遣戈卢别夫(陈绍禹)同志和10到15人的一批有专业知识的学生和翻译”回中国。
    说明王明这时还没有回国，他回国的时间应该是3月底或4月初。
    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曾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
    当时，国内很需要理论干部。对于王明这个学过理论的青年回国参加实际斗争，中央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了使他所学的理论能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央打算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以使他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派定，但王明想留在上海，在党的机关里工作。师哲曾回忆说：“王明对从欧美经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人讲过，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作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王明常说，领导革命需要有核心力量，没有这种核心，没有骨干力量支持你，无论你怎么正确，你的主张也推行不开，得不到拥护。领导核心的形成，是从斗争中来的。所以，1929年王明回国后，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党组织接受了王明的要求，允许他留在上海。5月，王明被分配到中共沪西区委，在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做《红旗》报通讯员。据孟庆树回忆，王明回国后的工作很不顺利，她说：
    1929年2月，绍禹离莫斯科。秋白叫他去找代表团管理组织工作的余飞。余飞叫绍禹到上海宝隆医院去接头。但是，绍禹到沪后，虽几次去信，也未见有人来接头。直到“五一”节前，绍禹在街上遇到陈原道同志，才接上了头。原道同志当时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他根气愤地说：“宝隆医院这个地址破坏已半年了，我们早已通知过代表团，为什么余飞还把这个地址告诉你，而给别人不是这个地址!?”原道告诉中央后，第三天李立三到寿阳公(绍禹住的旅馆）来。他一见到绍禹，就横眉怒目、面红耳赤地问绍禹，国际有什么意见。当绍禹把情况告诉他后，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绍禹说：“可以”。李立三派绍禹到沪西去，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绍禹找到沪西后，才知道已有了通讯员高杰三同志。高同志说：“我要半年以后才能离开。你是来做候补通讯员的，是给我做助手的。你的任务是每天领来报纸，送发报纸，每早六时到北四川路青年会拿《上海日报》(李求实主编的)，拿70份左右。一半我分给区委，另一半由你自己到工厂街道等处去贴散。《上海日报》是秘密的，要善于躲避敌人。在电车上把报纸放在足下。时常有敌人来搜查，要小心......”李立三不准绍禹和区委人接触，只和高杰三一人联系。
    1929年5月的某日，绍禹去青年会拿报，遇到李求实（他是共青团中委和书记处书记)。他和林育南等都不满意当时的中央。李问绍禹来此做什么，绍禹说来拿报。李说：“你是交通?”绍禹说：“我是候补通讯员。”李说：“区委有交通，我从未听说有什么候补通讯员！谁分配你这个工作?”绍禹说：“阿三(即李立三)要求我做最下层、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李求实说：“你能不能到报馆来工作，你很可以写东西呀。”过了三个月，绍禹才被调到沪西区委做宣传部长，有时代理区委书记等职。
    

    ——摘自周国全 郭德宏《王明传》
    
    

责任编辑|崔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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