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认为汪曾祺就是一位被忽略的大师。原因是长期以来汪曾祺游离于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之外，而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又将他置于边缘。如今他在读者和作家中的慢且持久的热，说明文坛在慢慢消退浮躁，夸张的现出原形，扭曲的回归常态，被忽略的放出光芒。
    上个月，《汪曾祺全集》(小说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的出版社还要出版他的作品。汪曾祺去世19年了，他的名字却反复地被提起，作品比在世时出版的量还要大，这让我感慨。但翻开当代文学史，汪曾祺的地位有些尴尬，他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忽略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忽略？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人们的关注。那么这个“点”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由两个纵横价值标杆构成。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以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这也是目前的文学史对汪曾祺评价过低的一个原因。革命文学传统语境中的文学史评判规则所沿袭的苏联模式，也就是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如此，汪曾祺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很容易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
    长期以来，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海外标准。这个海外标准就是苏联的文学价值体系和西方文学，尤其是以现代派文学的价值体系为主，外加派生出来的汉学家评价系统所秉持的标准。汉学家的评价系统是通过翻译来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汪曾祺正好是最难以翻译的中国作家之一，翻译造成的语言流失，无异于锅底抽薪。汪曾祺在这两个标准中都没有地位，是游离的状态。
    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为何又将汪曾祺置于边缘？
    这要从汪曾祺的美学趣味说起。汪曾祺无疑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他心仪的作家正好是国内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这位出生于1875年、卒于1966年的西班牙作家，戴望舒和徐霞村合译过他的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卞之琳翻译过《阿左林小集》(当时阿索林被译成阿左林)，何其芳自称写 《画梦录》时，曾经受到阿左林的影响。但即便如此，阿索林在中国翻译的外国作家里，还是算不上响亮的名字，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不能和那些现代主义的“明星”相比。
    阿索林在中国的冷遇，说明了汪曾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偏安一隅的境地是可以理解的。设想，如果没有泰戈尔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怎会有冰心在现代文学史的崇高地位？
    汪曾祺游离于上述两种文学价值体系之外，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中的慢且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退浮躁，夸张的现出原形，扭曲的回归常态，被忽略的放出光芒。当中国文学回归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
    汪曾祺的价值首先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断裂是历史造成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鲜有优秀作品出现，有的是失去了写作的权利，有的是为了配合而失去了写作个性和艺术锋芒。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虽有写作的可能，但艺术上乏善可陈，而唯一的老舍的经典作《茶馆》，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准备作为废品丢弃的，幸亏焦菊隐大师慧眼识珠，才免了一场经典流失的事故。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作家，在文脉上是刻意要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因而，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隔着一道鸿沟。汪曾祺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他不仅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写作，还将两个时代衔接起来。
    汪曾祺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郭沫若。
    最有意味的是，汪曾祺还把他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这不仅表现了他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也看出他愿意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有效缝合。这种缝合，不是言论，而是他自身的写作。
    现在人们发现汪曾祺在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作家废名的影响。
    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境遇不如沈从文，但废名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却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而正因为汪曾祺优雅而持久的存在，才使得废名的名没有废，才使得废名的作品被人们重新拾起，才使得文学史有了对他重新评估、认识的可能。这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最好传承和张扬。
    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从文，照亮了废名，也照亮了文学史上常常被遮蔽的角落。
    人们常常说到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他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是了不起的创举。
    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而在 《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 等市井题材的小说中，他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会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了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他用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言文字的美感。早在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时，他就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看来好像有点不合时宜，而现在看来却是至理名言，说出了中国文学的正确路径。时过30多年，当我们在寻找呼唤“中国叙事”时，蓦然回首，发现汪曾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文本。汪曾祺通过他的创作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汉语美感，激发了那些隐藏在唐诗、宋词、元曲之间的现代语词的光辉，证明了中华美文在白话文时代同样可以熠熠生辉。
    汪曾祺还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书法家，著述多种，《王干随笔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现任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