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传统农耕文化的国家，长期处在定居状态，人和人之间最讲究的是关系，要“论理”，要“规矩”。同时由于资源匮乏，生存始终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吃，就是人生在世的最大问题。看我们的历史，像现如今这样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日子还真不多。可以说，中国人对吃的理解已经渗透到血液里。冯骥才的《好嘴杨巴》就是关于吃和关系，关于天津卫茶汤馆的两位老板兼伙计名扬津门的故事。作家冯骥才，把一个舌尖上的关系型社会现世在一碗茶汤里，也真是一绝。
    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叫杨七、杨巴，一个有做茶汤的绝活，一个有卖茶汤的口才，一个生产，一个销售。这两位茶汤高手非亲非故，只是“俩人的爹都姓杨罢了”。作者介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三言两语，此外再无任何多余的笔墨。聪明的读者自然会从这漫不经心的描述中读出深意。经营茶汤馆的杨七杨巴想必不是出身于富贵人家，否则也不用既做老板又做伙计，亲自动手跑腿来挣这辛苦钱。这两位是否家有老人，是否娶妻生子，作者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交代，读者也不必多问。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只要有一些基本的人生经验，便知道行走江湖的艰辛。“做的比大买卖还红火”，恐怕也是杨七杨巴良好的自我感觉。
    即非亲戚，俩人此前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练和挫折才走到一起呢？天下无双的绝配，皆大欢喜的巧合，反映的却是俩人在各自轨迹上摸爬滚打，最后萍水相逢，到底是一件小概率的事情。作者看似无心插柳，却把人们在天津卫码头上来来往往、奔走江湖、艰难行进的生存状态留在了油墨间的空白纸张上。可以说，杨七杨巴做汤卖汤是绝活，冯骥才写卖茶汤的人也是一手绝活。没有迂回反复，没有过多铺垫，但却让人对俩人的绝活充满好奇。
    高手出场后，自然会展露“绝活”。这绝活当然离不开一个吃字。只不过是把炒熟的芝麻碾碎，捏两小撮撒在秫米面里而已。叫做茶汤，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茶，卖点也不是茶水搜肠刮肚下油水的现代作用。茶汤是秫米面，还要有芝麻，恐怕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需要随时补充营养的需要。把芝麻炒得焦黄不糊，然后再碾碎，就把这种农产品的营养和香气发挥到极致。“先盛半碗秫米面，便撒上一次芝麻，再盛半碗秫米面，沏好之后再撒一次芝麻”。不同寻常之处只是多了一些芝麻。作者在写高手的脑袋灵活、人情练达，其实也是在辛酸地告诉我们，喝一碗撒了两层芝麻的茶汤，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可是，真正的绝活却不是“做汤”，而是“卖汤”。“手艺再高，东西再好，拿到生意场上必得靠人吹。”“买卖人的功夫大半在嘴上。”作者如是说。原来，这“杨家茶汤”的最大绝活是“卖汤”，就要靠人、靠嘴。故事看似离不开舌尖，但却由吃喝变成了关系，逐渐步入高潮。“逢场作戏”“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便是这个关系网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李中堂来天津，府县道台们想的不是怎么汇报工作，而是为拿什么好吃的招待中堂而绞尽脑汁。或许，李中堂原本不是来检查工作，而是来品尝天津美食的。这事说怪也不怪，中堂大人虽然贵为京城豪门，吃尽山珍海味，可他毕竟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小时候不一定能天天吃饱肚子。可是，府县道台们为举荐“杨家茶汤”而洋洋自得时，却不知道马上就要惹来杀身之祸。李中堂误把茶汤中精心准备的芝麻当作脏物而一把将茶碗推在地上摔个粉碎。正当旁边的府县道台不知所措、不明就里的时候，杨家茶汤的“绝活”救了他们一命。原来，只有杨巴看出李中堂推翻茶碗的原因，并迅速地圆了场，为“不知道中堂不喜欢吃芝麻”而请罪。试想，以李中堂疑似有脏东西顿时就推翻茶碗的骄横，应该是马上就会破口大骂，紧接着就要惩罚治罪。可是这杨巴，就是利用这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分析问题，制定危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这绝活，不仅靠嘴、靠眼睛、靠脑子，还要靠身体。说到底，最后凭的是奴性。人们在夸奖杨巴眼明手快、聪明绝顶并羡慕他因此获得重赏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一件十分反常的事情看得合情合理，我们已经不会问，为什么不向中堂大人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之后中堂大人为什么不原谅？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型社会，人最大的障碍是关系，关系就是位置，位置靠的是权威，权威就需要规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他们的规则就是，大人不会错，李中堂一旦说那是脏土那就是脏土。
    “杨家茶汤”改为“杨巴茶汤”，不是老板说了算，是那些喝茶汤的人说了算。他们到底是认茶汤呢，还是认关系呢？恐怕那时天津卫的老百姓，就像那些喝茶汤的人一样，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们，一会儿把吃喝当秤砣称关系，一会儿把关系当秤砣称吃喝，称来称去，把两样东西称成了一样。
    （《俗世奇人》，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