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21岁的孙中伦在美国波莫纳学院读完大三，却忽然决定中断学业，休学一年，回中国打工。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一边流浪一边工作，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他去了东莞、大理、定西，也去了苏州、北京、成都。在这些城市里，他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小二、初中英语老师，还成为了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学徒。近日，他的非虚构作品《回来》由台海出版社出版，向读者展示了这个年轻“90后”作家不寻常的所见所思。
    而回来，是孙中伦出发之前就想好的：“回到一个不再是故乡的故乡，一段不再是过去的过去。”这位出生于江阴的“90后”青年，不长的人生记忆被割裂成一段一段，每一段都分属于一个不同的城市：从江阴到上海，从上海到美国。当他在美国加州的山坡上看着银河，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小时候在江阴和弟弟去乡下探险，一路向北，直至骑到长江边的船厂，远处的汽渡正向江对岸漂浮——“我们不都是轰鸣的汽渡么？噪音在咫尺就熄灭了，时间一往无前。”在他看来，“只有出发，才能回来，因为记忆是那么脆弱，它在连贯的经验里蒸腾而去，你只有期冀于陌生旅途，期冀于在新鲜和割裂感之下，那些琐碎片段苏醒又再生。”
    从安稳的生活中跳出来，休学去旅行，从美国回到中国——这出人意料的选择，或许只是缘起于每个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可我并不知道那是谁。”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人苦闷，有人迷失，有人顺从，也有人要固执地去寻找一个未知的答案。孙中伦选择了行走。带着这个最初的疑问，他将自身的青春迷惘和价值困惑融入旅途见闻，通过最切身的体验，得出了青涩感性又非同一般的省思。
    在回到中国的旅途中，他去了工厂，民宿，农村，庙宇，去接触打工族，留守儿童，新媒体从业人员，掌握着即将失传的工艺的工匠。走南闯北，身处不同文化、国度的经历，让他有热情和勇气和接触并看见生活的全景。“言中伦，行中虑”，父母对他的期待和教育，也让他在描写苦难和寂寞时笔触带着善意。
    他写距离亚洲最大高尔夫球场三百米处的工厂：“我有时会忘记三百米外就是一片比球场还小一些的工业区，那里有打铁声，塑胶味，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和尼采所说的正相反，强者迟早要在历史里脱颖而出，连同身后一大群闪闪发光的乌合之众。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弱小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他们生活在舞台的影子里，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被传颂。”
    他如是描绘躲在繁华城市中央的寂寞老厂：“成都漆器厂老了，但还活着。如今它藏在宽窄巷子旁的民居里。它的窗口爬满藤蔓，它的墙上锈迹斑斑。四十年前它是附近最高的楼，三层，可以睥睨整个成都。如今漆器厂仍不可思议地活着，如同任何一个活过自己期待的老人。轰轰烈烈俱成往事，它的呼吸躲在老城中央。”他用自己的脚和笔，记录下一个年轻人眼中的中国一面。
    而孙中伦笔下所有的词语，无论是职业还是地点，无论是动作还是声音，似乎都是当下中国现实中被宣扬得热热闹闹的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这些词语已成为标签，无法绕过。“以前，我们谈到工人、僧人，往往会觉得他们是苦难的代表，宗教的代表，但实际上，这些简单的词语缺乏对一个人非常具体的了解。比如，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他有几个兄弟姐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个标签涵盖了生活的全部。我出发之前就知道自己的目标，我要撕去那些抽象的标签，去了解具体的故事。”他说。
    于是，在东莞的流水线上，孙中伦追问工人们的生活与理想；在大理的民宿中，他和不得志的诗人长谈；在北京的编辑室里，他对青春的痛与梦有了深切的感悟；在成都的漆器厂里，他理解了坚守和匠人的意义。他有时挤在深圳的胶囊旅馆，有时睡在西北的炕上。生活大多数时候无聊又枯燥，“在奄奄一息的时刻，我就把有趣的事写下来”。他写下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胡哥四处借款只为开一家奶茶店，河水吞噬了暖娟两岁零一个月的女儿，年纪轻轻却异常沉稳的庚壬是人人敬佩的“许领班”，王姐带着小女儿探望狱中的弟弟，天真的孩子仰头问道：舅舅为什么在玻璃里面？“我倾听，甚至引诱他们说出许多故事，然而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除了附和和推波助澜，我并不能帮助他们，或者说，帮助并非我的初衷。我走了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都要继续，许多失败和妥协还要往往复复。”他的话语中有着唏嘘感慨。
    孙中伦去而复归的行走，并未被所有的人理解：“许多人说，‘啊，你在体验生活，好。’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我本来不属于这样的生活，而去刻意为之，为的是学会吃苦耐劳以便将来飞黄腾达。这里的潜台词是，理发师和工人们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你走进他们的生活，就像但丁走进炼狱。”但他依然记录下一个个偶然、丰满却盘根错节的故事。在他人故事的间隙，他也写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在工作的间隙，我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往往越是不幸的人，就越坦荡和真诚。很快我么便成为朋友——故事不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记忆，私密而精致。”这些他遇见的人，听过的事，在行走和倾听中，逐渐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