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在都市生活多年，但依然能写出赤忱的小镇纪事。她有在世界各地旅居的经历和机会，却在文字漫游之余，对坚硬的中国现实保持关注。”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颁奖词这样形容 “80后”写作者李静睿。近日，她最新的短篇故事集《北方大道》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 8个直击人心的现实小故事书写了不同的个体命运。
    李静睿可说是“年少成名”，初中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少年文艺》上，生活中也是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但上了大学后，她开始厌倦自己的“青春文学”，停笔很久，直到27岁才慢慢找回自己的轨道，成为了专职写作者。成长与转变让她看清了一些东西，并借由书写抒发出来，“当你开始写的时候，以往人生所有的积累，不管是经验层面还是知识层面，都会汹涌而至，我并没有虚度。” 她说。
    从小镇出走到城市
    诗人阿多尼斯说：无论你走多远，都走不出童年的小村庄。萧红的呼兰河、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故乡与作家有着无法割断的情缘。李静睿的小说反映因人心相似而走向共同命运的主题，作为人生存的背景：小镇或城市，自然也在作品中被逐一呈现。
    她出生于四川小城自贡，“我的记忆是一张还原度太高的照片，不管用什么滤镜都改变不了它的粗糙质感。那些丑陋的楼房，污脏的河水，一碗碗凉面中焦黄发黑的牙齿，热切又无望地期待发财的人们热热闹闹地挤在照片里，这就是我的家乡。”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乡，在这座小城里生活着白秀秀、白想想、林薇薇等小镇姑娘。李静睿从童年出发，构建了回忆中的小镇：艾镇，在书写这个镇子时，她毫不避讳地写到它的脏、乱、差，写它是“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她觉得这是忠实于记忆的如实描写，“小县城才能称之为故乡”。但是小镇姑娘总有出走的一天，她们会走向城市，被卷入城市的浮光掠影中。
    从小镇到城市，李静睿书写的转向是自然的。“几年前写《小镇姑娘》和《小城故事》，它们有很多个人经历，像往外吐出自我，但现在吐完了，我对再写自我没有兴趣。”一直书写与己相连的小城使她困惑于“书写真实，是否会坦露他人的隐私”，出于保护自我与他人的目的，她开始写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写她生活过的城市，北京、纽约和东京。她喜欢写变动中的人，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心，她也喜欢城市和人的互动，有些故事似乎必须放在某个城市中才能合理。但她的城市不同于她的小镇，“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写作城市的视角是外来者视角，我没有特意观察城市，只是在那里生活”。将城市生活中的感受如实记录下来，这与她写小镇的内在视角是有所区别的，但两者的书写却因人心与命运的相似性显得同样痛苦。
    书写命运之下人的软弱、挣扎与犹疑
    “这个时代大概有它火热的主题，我却只想待在一旁，做一个冷冷的反义词。”在新作《北方大道》的序中，李静睿这样写道。她以疏离冷漠的态度观察时代，看到了时代漩涡中“人的软弱、挣扎与犹疑”，又特别将笔触聚焦于年轻人的状态：活得话越来越少的林立成、在爱和癌中失去真正勇气的林夏，自成体系在宇宙外运行的萧梦和“我”……从命运到爱情，从世道到内心，当中唯一相同的，大概就是人的软弱、挣扎与犹疑。李静睿笔下呈现的人物无一不处于焦虑与迷茫中，“每个人都在焦虑地挪动位置，停留原地似乎意味着失败，我才31岁，不知道怎么成功，却也没有准备好失败”。《AI》一文中的主人公如此说道。
    “做时代的反义词”意味着会有抗争，时代与命运的力量从来是巨大的，而人心与命运的缠斗是李静睿小说一直以来企图探讨追问的。在早期作品中，她屈从于命运的不可逆性，所以，《小城故事》《小镇姑娘》里，她写一群人无力抵抗苦难的命运，只能做出无奈的选择；到第二本长篇小说《微小的命运》，她渐渐感受到了人心的点点力量，因为人还可以做选择，在新作中她则着重关注生活中缺少苦难且清醒认识自身的一群人，他们的人心是如何反作用于命运的。
    “在最早的两本书中，我书写命运，尤其是苦难中人的不可选择，但到了《微小的命运》里，我想写在那些谈不上任何苦难的生活中，人心是如何反作用于命运。以前我相信命运是一条不可辩驳的河流，我们唯有顺流而下，后来我却相信它在途中有诸多分叉，也许所有分叉最终又将汇合，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是选择让这一切有所不同。于是有了《微小的命运》的题记：‘命运屈从于外力，也屈从于内心。’”她说。到了《北方大道》，命运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主题，人心才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我和你只是这四个夜晚》，算是给了《微小的命运》的男女主角另一种结局，在《微小》中，他们败于软弱和犹疑，但在《四个夜晚》中，人心让故事的结局有了一点点勇气，一点点不同。” 李静睿表示。到此，人心与命运的缠斗有了更为积极的意义。
    兴趣在于虚构，而非写实
    从一开始以回忆性的文字回到文学怀抱，到后来离开记忆中的小镇，转写城市；从写自我转变为写他人，写社会，这个转变过程让李静睿有了“越写越清明”的感受，但却最终不是她完成自我确认的途径。“我不是一个在写作中反复寻找自我的人，对自我的确认是靠生活本身来完成的，而不是作品。”她说。作品只是她抒发的出口，“有天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关于《北方大道》的评论，说我写的总是自己的生活，但事实上，到了这一本（《北方大道》），外围包裹的细节大概还和我的生活有所重叠，但故事的内核，和我的生活本身已经有非常远的距离了。我现在的兴趣在于虚构，而非写实”。
    她偏爱虚构，与厌倦了重复而简单的自我阐释相关，她主张把自我切碎了放进作品，不再赤裸示人。即便如此，她还是活用了八年记者生涯带给她的感知力。比如小说《AI》的写作动因与她2008年曾赴汶川地震现场采访的经历有关，这篇小说是她第一次写记者生涯。地震后，许多年轻记者回归到原本的生活中，但是李静睿受到了某种触动，直到2015年在日本池袋吃川菜，她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在物产店选凉菜，他选了卤猪尾，还叮嘱老板多放辣椒面。这碗加了很多辣椒面的卤猪尾引发了她的文学想象，进而在《AI》中她设定了与作家本人有着同样职业和经历的两位主人公，写他们在“爱与癌”面前软弱的人性表现。
    虽然有记者经历的优势，但李静睿不涉足非虚构写作，是因为“将非虚构的内容纳入虚构的工作对我而言是艰难的”，“八年的记者生涯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公共意识，而非私人写作。”她关注公共生活，从博客到微博、微信，她一直紧跟着时代的潮流，以时下流行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声音，从而反思中国现实与当下。在她看来“时代意味着容器的变动，但容器中的东西，还是基于你的内心”。在拥抱文学的同时，她更加严肃地活着。
    抛弃日常轻盈的叙事，走向有历史感、偏厚重的书写，似乎越来越成为目前写作的一种趋势。而李静睿则试图“用很轻的语言，写沉重的命题”，她的小说细节繁多且真实，“对写作者个体来说，趋势或者倾向这种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写作不是经营，不需要看大数据，只是基于天赋和偏好，每个人最终都会选择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不见得成功，但很难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