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心如炬淬火成钢
    
    军旅作家王树增
    
    张庆涛创作的油画《湘江1934》。
    
    红军一部胜利到达陕北。图/视觉中国
    
    位于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80年前的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纪实文学作家王树增在他的《长征》中是这么讲述这一天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贺龙在平峰镇(今宁夏西吉县)见到了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方向的将台堡，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了。两军的红军官兵彼此见到的那一刻，双方都向对方跑过去，红一军团官兵的手里还捧着热乎乎的土豆。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交界处。”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终于有了新的根据地和出发点，自此走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征程。
    早在长征尚未结束的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陕北瓦窑堡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80年过去了，滚滚湘江，是否还记得那从天而降的如蝗炮弹?泸定桥头，老人是否还在讲述那攀援铁锁而来的勇士? 夹金山上，沿着盘山公路开车到山顶的自驾族是否会感慨“雪山也不过如此”?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意义究竟何在? 我们在讲述当年的悲壮、牺牲、智慧和豪情，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
    红军，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梦之队”
    文汇报：我们习惯把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尊称为“老红军”。您在写作《长征》 的过程中，考证下来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实际上年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
    王树增：如果仅从人的年龄层次来界定，我认为，可以说长征是年轻人创造的历史奇迹。当时，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和党内一些老同志之外，红军整个队伍非常年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毛泽东也只有41岁，整个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兵”徐特立老人，当年是57岁。57岁的徐特立老人和“红小鬼”一样爬雪山、过草地，非常不容易。但红军绝大多数战士的年龄构成在二十岁左右，作战部队的官兵中十七八岁的战士是主力，甚至有十六岁的。中央红军的官兵年龄构成还是最大的，平均年龄是20岁，师长、团长一般都是二十多岁；年龄最小的是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官兵平均年龄更小，还不到18岁。前不久，我在川陕根据地的一个烈士陵园看到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红四方面军的一位烈士才九岁，九岁啊！ 今天，很多十五六岁的孩子上学还要家长接送呢。当然，环境不同了，不能简单比较。
    中国工农红军的构成是很奇特的。他们是由两极构成的:一极是政治精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出国留学过，接受了近代文明中的先进理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会外语，有开阔的眼界和胸怀，他们的年龄其实也并不大，但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另一极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也不会写。正是这两级“焊接”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一革命武装。
    文汇报：您在书中写道：“红军进驻 (冕宁) 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感到万分惊讶。”这说明组成红军的，不仅有一贫如洗的农民，还有一批抱着救国救民理想归来的留学精英。当年的“海归”，出国前大多是富家子弟，回国后绝对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他们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起来闹革命呢？
    王树增：我想让那些修女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刘伯承会讲法语，而是刘伯承让她们对国民党一直宣传的“共匪”形象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认识。早在1917年反对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时，刘伯承就是川军第9旅参谋长。而朱德在云南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1917年已经是滇军旅长了。在旧中国，一个地方军阀是“马蹄一响，黄金万两”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广东陆丰县苏维埃政府的彭湃，出生在惠州府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参加共产党后，把家里的地契一把火全烧了，自家的田地都分给贫苦农民。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说，只要他按下同意脱离共产党的手印，就可以做国民党的“江西省政府主席”，但他不为所动。他说:“我愿吃世界上最粗鄙的粮食，我愿意住世界上最简陋的茅屋，我愿意奉献我的一切，就是为了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1935年8月6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旁。这位年仅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
    至今，我们依然为他们心灵的纯洁度和精神的硬度所震撼。
    中国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文人的情怀，也是所有仁人志士的情怀。朱德、刘伯承、方志敏、彭湃等一大批共产党的精英，都是有着“舍身救天下”抱负的仁人志士。习主席要我们“不忘初心”，共产党人起来革命的初心是什么? 在那个年代，就是要拯救民族危亡，让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凌辱的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能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让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吃饱饭穿暖衣的有尊严的好日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至今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它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是血脉相通的。
    为了信仰，赴汤蹈火是义无反顾的
    文汇报：您认为将贫苦农民与共产党的精英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紧紧“焊接”在一起闹革命的“结合剂”是什么？
    王树增：我曾采访过这样一位老红军，他已经九十多了，当年是个“红小鬼”。他是在过松潘草地时负的伤，他的团长、师长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铜板，还有一块大洋，放在他的身子底下，把他抬到当地贫苦农民家里去，请求农民收留他，说好如果他活下来了，就给农民当儿子。收留他的是一家藏民，他侥幸活了下来。但至今他已经不太会讲汉话了，而且年岁已高，思维都略有迟钝了。可是有一个瞬间让我非常感动，就是他开始唱红军歌曲时，不仅有“打倒白匪军”等红军歌曲，还有很多“哥哥妹妹”的民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汉话都不太会说了，但这些歌曲刻在他心灵的最深处。歌德说:“夜莺为什么歌唱? 因为它快乐。”红军长征是多么苦难的历程啊，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经常饿肚子，但他们是快乐的。在红军队伍里是要学唱歌的，红军部队在一起时要相互拉歌，和老百姓在一起时要给老百姓唱歌。这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让人快乐? 现在有人说“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这是一个关于幸福和财富的千古命题:快乐是由占有物质的多寡来决定的吗?
    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大胡子的马克思、小胡子的列宁，他都不懂，但他的父母告诉他:世世代代看到过多少军队、多少形形色色的政党，能为穷苦人打仗、为穷人带来希望的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小红军不打仗的时候，是要学文化的，教他认字的连长告诉他，“人”是这么写的，就是必须叉开腿站着，人不能跪下，不能跪着生活。“红小鬼”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了一个地方要刷标语:“红军为穷人打仗”“打土豪，分田地”，他写的时候，也把这些话刻进了自己的心里，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为了这个信仰，受苦受难，赴汤蹈火，对红军官兵来说是义无反顾、心甘情愿的事情。我寻访老红军，就是要寻找他们身上的这种感觉，感悟他们心灵深处的底色。正是这个信仰，成了共产党人和红军官兵共同的“初心”，激励他们起来革命，舍生而救天下。如果概括地说，共产党的精英与贫苦农民一起革命的“结合剂”是什么?那就是共同的一致的社会理想，他们共同渴望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长征中，中央红军的师长牺牲过半
    文汇报：您在 《长征》 中提到了好几位红军师长的牺牲。据您所知，整个长征的过程中，红军牺牲了多少师长？ 红军那么多师长的牺牲，昭示了什么？
    王树增：在红军的长征路上，仅中央红军的师长就牺牲过半。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的第一仗就牺牲了一位师长，他的名字叫洪超，年仅25岁，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独臂师长，他的一条胳膊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失去的。当他用剩下的一只手举着马刀向粤军冲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他的牺牲，令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大为悲痛。
    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到的陈树湘师长，是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湘江战役发生时，红军长征才走了一个多月。湘江之战打得非常惨烈，令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损失过半，是红军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出现偏差所造成的极端的恶果。陈树湘师长率领的红五军团34师，是全军的后卫，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34师陷入了重围，已经无法渡江了。最后在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的合围下，伤亡殆尽。我查档案时，没有发现红34师有人活下来。直到不久前参加一次活动，说有一位34师红军的儿子也出席了，我开始都不信。原来，当时34师100团的团长韩伟突围时跳崖，没有摔死，历尽苦难和挫折侥幸活了下来。
    34师的师长陈树湘因腹部、腿部中弹被俘。曾杀害了杨开慧的湖南军阀何键下令，要将陈树湘活着押解到长沙去。国民党兵将重伤的陈树湘放在担架上，走在湖南道县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时，抬担架的国民党兵觉得脚下一滑，才发现担架上的陈树湘撕开腹部的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我们汉语中怎么形容人最痛苦的状况? 叫“肝肠寸断”。我们无法想象陈树湘师长当时的痛苦。道县的老百姓至今记得他，说:“我们这儿有个大英雄，是断肠人。”老百姓在县城的边上给他立了一个墓碑，如果墓里有陈树湘师长的遗骸的话，应该是没有他的头颅的。何键下令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29年前，陈树湘就出生在小吴门对面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还可以看见他家用木板做的家门，门后面是他多病的母亲。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的灵魂就这样回到了他的家乡、回到了他的母亲身边。
    我们党的这些优秀的指挥员，是真正的坚定的革命者，为了坚守初心，为了让初心成为最终的现实，他们活着时，能创造人间奇迹；死，也死得惊天地泣鬼神。他们应该是世世代代竖立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的丰碑。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这样的英雄好汉，那就无法解释我们民族的奋斗史。
    无名英雄，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
    文汇报：我们无数次地为红军长征途中一些“无名英雄”的事迹所打动，如突破腊子口天险时的“云贵川”、过草地时那个全部牺牲的炊事班，还有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他们的牺牲，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树增：红军在长征途中保留下来的史料，匮乏得难以想象。当时红军几乎每三天就有一场大仗，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生存是第一要务。不要说普通的战士，就是重要战役的参战者的名字都记录不全。长征中有没能走出草地的炊事班，这例子还是小了，还有成建制的、整个连都在草地牺牲的。那个叫“云贵川”的战士，并不是我在档案中发现的，是打腊子口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活下来的各级指挥员都记得他。如果红军突破不了腊子口天险，那就得折回草地去。当时四团的战士们就开会讨论“怎么冲过腊子口?”有人说，只有从隘口旁的悬崖顶上往国民党守军的碉堡扔手榴弹。敌人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它不需要盖，因为从来没有人能爬到悬崖上面去。怎么办呢? 这时一个苗族小战士站出来，他说，“我能爬到悬崖上去。”活下来的老红军回忆，“他像猴子一样爬了上去”，然后放下绳索，把整个突击队带上去了。这个苦孩子为红军打开了一条生死之路。在今天腊子口的纪念馆里，还有他的画像。但这画像不是根据他的照片画的，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大家只记得他叫“云贵川”，他参加红军前有没有名字，父母叫他什么乳名，没有人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走完长征路?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他又在哪里? 如果他今天仍健在，应该是位百岁老人了吧。虽然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他永远地刻进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我也只查到了五六位勇士的名字，当时牺牲了几位勇士? 我只查到了一个红军嘉奖的消息，说17位勇士获得了奖励。每位勇士奖励了一个搪瓷茶缸、一支钢笔。这对当时的红军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奖励了。为什么只有17位获得奖励?我推测有5位勇士在飞夺泸定桥时牺牲了，活下来的是17人。这5位烈士是中弹牺牲，还是掉进了大渡河的激流里? 没有被记载下来。他们都是有家人、有母亲的啊，母亲还盼着她的儿子回家呢，中国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能为老人“养老送终”啊。但他们连尸骨也没有保存下来。整个长征路上，无名英雄、无名烈士太多了，这些先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形象，应当永远地镌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长征：精神丰碑人类史诗
    
    沈尧伊创作的油画《转折———遵义会议》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从右至左)。图/视觉中国
    
    1936年，在陕西淳化县的红军部分领导干部。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资料照片)
    “为了写好长征，您采访了多少位老红军?”记者采访纪实文学《长征》 作者、军旅作家王树增时问他。
    “不计其数，”他说，“从酝酿写作 《长征》 开始，十多年里，无论为写作、为公务，我走到哪里，只要听说有老红军，都会赶过去采访。绝大多数的老红军年龄都非常大了，有的可能只记得他们的连长叫什么名字，但我都要倾听他或她的讲述。我其实并不期待在他们的讲述中发现多少被世人遗忘的重要史实，这在现在似乎也越来越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仍健在的长征亲历者，那时候大多还是十多岁的‘红小鬼’，可能他的名字还是指导员教会他怎么写的。但我必须感受他们的精神状态，知道除了身上的伤疤，长征还在他们心底留下了什么? 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悠长的岁月在他们心灵深处的积淀，这是青春的信仰在他们灵魂深处的回响。”
    “您采访了这么多老红军，见了那么多的英雄。长征路上，红军除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流血牺牲，还有没有听到过别的故事，比如，像有的影视剧里的，浪漫的爱情什么的?”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长征一路上都是流血牺牲。”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
    “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他说，“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长征》 面世六十多万字，但王树增的关于长征的笔记逾二百多万字。
    遵义会议，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文汇报：在到达延安后，博古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检讨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为此，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长征中开始逐步走向成熟，您认为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转折点是在哪里？
    王树增：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才诞生了14年，党那时还非常年轻。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此后，在李德和博古“打洋仗”的错误指挥下，导致了红军的军事失利。1934年4月江西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失守，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几无可能后，才不得不做出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因此，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时候，还没有“长征”这个词。长征这个词，是直到1935年5月，在朱总司令发布的一个布告中才第一次出现的。那时，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都已经举行过了。
    红军怎么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军事挫折？ 在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甚至还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因为自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就是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处于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之下。当初，李德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苏区领导红军的，遵义会议前不仅中国共产党做什么决议要向斯大林汇报，就连仗怎么打也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只有在上海的电台被国民党军警破获，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才开始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之战的巨创，让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红军官兵反思：仗究竟应该怎么打？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 谁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的决定，其实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一大批红军指挥员在老山界的崎岖山路上思考和酝酿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一共进行了3次，都是在每天晚饭后。第一次会议上，身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做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博古的错误领导。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没有留下原始记录，但据陈云回忆说，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来就是《毛选》 第一卷中的那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高度认同。那天，伤口还在化脓，仍在发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议室的，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但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他的发言简短有力：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会议最后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会议还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并明确“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开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九死一生，共产党人不改其志
    文汇报：您曾说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将领“九死一生”。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找到那份必须留在苏区的红军领导干部的名单？ 不受李德、博古待见的毛泽东为什么能跟着红军长征？中国的士大夫历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但被留在苏区的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明知受李德、博古排挤，但并没有背叛革命，依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您是如何看待共产党人的忠诚的？
    王树增：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查证到那份李德、博古决定的让哪些党的领导干部留在苏区的名单。红军长征前，毛泽东虽然已经被边缘化，失去了在党内和军内的话语权，但他依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象征，当然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而留守苏区的红军面临“九死一生”的险境，这是所有人心知肚明的。周恩来就反对将毛泽东留在苏区，他意味深长地说过：“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国民党无疑也懂得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当时国民党发布的悬赏布告是：“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十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一万元。”1934年10月25日，红军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国民党南昌行营再次将“赏格”升级：“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这个悬赏布告发布在当时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外国记者评价说，这是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我在查证有关红军的历史资料时，没有发现国民党当局悬赏捉拿李德、博古的布告。李德和博古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犯有错误，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在红军长征抵达遵义之前的巨大损失，但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中国革命该走什么道路的分歧。遵义会议时年仅28岁的博古，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以及在政治、军事上的幼稚，使他无法担负起中国共产党总负责人的重任，但博古并不是只图一己私利的阴谋家，不搞阴谋诡计。继遵义会议之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举行的扎西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撤销了博古的总负责人职务，博古遵守党的纪律，服从了党中央的决议。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接形式很简单，就是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着新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行军。
    同样，即使留在苏区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也没有背叛革命的信仰。36岁的瞿秋白、58岁的何叔衡都壮烈牺牲了。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坚，在江西大庾不幸中弹被俘。国民党军警在对他行刑前，让他戴上沉重的镣铐在大庾街道上“游街”。这位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的铁镣声中吟咏道：“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操。
    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不可避免地犯过错误，但与这块国土上过去所有的党派和军队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私利集团，这个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救国救民的信仰而奋斗的，而且为了这个伟大的信仰，可以献出个人的一切。也因此，无论他们个人遭受了什么委屈，也绝不会因此背叛他的神圣信仰。他们忠诚的不是个人，而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这个伟大的信仰。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面对三重挑战：一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二是严酷的自然环境；三是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这三重挑战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任何一支军队遭遇灭顶之灾。长征对红军来说，真是千难万险。湘江战役曾让红军损失过半，但为什么毛泽东说他在长征中“最黑暗的时候”是张国焘图谋分裂党中央的时候？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保卫了党的团结，包括贺龙也曾警告张国焘“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这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有什么重要启示？
    王树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说明如果党内出现了以一己私利为目的的野心家，这是对党的最大威胁。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曾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他俩都不是野心家。湘江之战后，李德曾经非常绝望，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发现后制止了。可想而知，李德的政治压力非常巨大，即使他能走出险境，他该如何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他在中国红军的所作所为？ 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叛变投敌。在遵义会议上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后，他跟随红军走到了陕北。张国焘还曾别有用心地找过博古，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意图拉拢博古，制造分裂，但博古不为所动，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而张国焘不仅在1935年10月5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央”，而且下令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洛甫 (张闻天) 的党籍，甚至公开进行“通缉”，还宣布对杨尚昆和叶剑英要“免职查办”。我们知道，党的高度团结是党的生命，而分裂党是最大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也不能容忍任何人把政党、军队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过去不能，将来也不能，这是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取得长征胜利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党团结一心、开诚布公、坦诚相见，我们党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夺取胜利。
    没有信仰的坚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文汇报：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最近媒体上“长征”的话题很热。但也有人认为，宣传长征不过是媒体的例行报道任务。我们究竟应该从什么高度来认识红军长征的意义？
    王树增：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了 《人类一千年》 一书。欧美历史学家从公元一O OO到公元二OOO年的一千年间，选择了一百件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其中涉及中国的只有3件：其一是1100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武器；其二是1211年，成吉思汗帝国横扫中亚和欧洲；其三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这些专家学者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与“中国工农红军”相距甚远，他们为什么如此看重长征？ 这不能不让我们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思考长征的意义。
    人类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远征，但与红军长征有明显的不同。有的是以军事征服、领土扩张为目的的军事远征，有的远征中途失败了，而惟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以民族觉醒和救亡为目的、以敌强我弱为基本力量对比，但最后却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远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不畏牺牲的远征，红军转战了中国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转战的地域面积比欧洲很多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在红军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位红军献出了生命。但诚如毛泽东所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唤醒了中国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对社会公平和人的尊严的向往和希望。从这个意义说，长征的意义突破了种族、国度、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藩篱，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是一座人类精神的丰碑。就连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重走长征路后，也称赞说，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长征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面对一切艰难险阻，面对一切流血牺牲，永不言败! 要知道，如果没有永不言败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每一次进步。
    文汇报：今天的时代与80年前毕竟大相径庭了，您觉得长征对今天的我们还有哪些不应忘却的启示呢？
    王树增：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启示：其一，必须坚守我们的信仰，或者说“不忘初心”。长征是在信仰的旗帜指引下人类的壮举。没有信仰的指引和坚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可以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以外的任何一支军队去走长征路，很可能走一百里地就溃散了，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一穷二白当然从来都不是好事，人生当然需要物质的保障，但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精神追求，那是万万不行的。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纪念碑，纪念碑纪念的都是为社会进步、为科学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我没有见过哪个纪念碑是纪念谁有钱的。把物质拥有当作人生的第一追求，人生没有快乐可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与发展必须是同步的，只有物质追求的路是走不远的。我很希望今天的年轻人把方志敏烈士的 《可爱的中国》《清贫》 列为自己的阅读篇目，感悟老前辈的“心灵的纯洁度”，过一个有价值的、值得过的人生。
    其二，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活得有尊严，有出息，一定要保持“精神的硬度”，也就是革命英雄主义。没有哪一个有出息的民族是不崇尚英雄主义的。现在社会强调文化多元化、娱乐形式多样，这没什么不好，谁也不希望回到“8个样板戏”的荒唐年代去，但总得有一个核心价值观。不能把“小鲜肉”上升为民族的精神偶像。现在，有的人精神是缺钙的。长征告诉我们，人的内心必须有一个非常明晰而坚定的主心骨，才能迎接命运的挑战。这不仅为长征的历史，而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史所证实。如果没有长征所昭示的“永不言败”的精神，我们怎么会有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