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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永涛:诗人在我们的时代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北京晚报 师永涛 参加讨论


    
    《跟着诗人回家》 林东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946年,学者朱自清为文史学家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写了一篇序,名字叫《日常生活的诗》。在文中,朱自清认为,从陶渊明开始,中国诗人更广泛的将日常生活诗化,并成为了一种中国诗的传统。陶渊明“他之所以超过玄言诗,却在他摆脱那些《老》、《庄》的套头,而将自己日常生活化入诗里。”
    这样的传统在出生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诗人那里得到复兴,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去特别注意,因为现代诗歌的谱系和分类显然要复杂得多,诗人个体也未必可以简单地梳理清楚自己的出处。这批被命名为“第三代诗人”(以区别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代和朦胧诗一代)的群体,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场,他们试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英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人道主义的感伤,而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天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
    林东林的访谈随笔集《跟着诗人回家》便是跟随七位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当代诗人张执浩、杨黎、雷平阳、陈先发、臧棣、蓝蓝、余怒回家的记录,他试图搞清楚,为什么他们成了诗人而非别人?而诗人这个项目身份在他们几十年的命运辗转中又是如何如影相随的。
    不管承不承认,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当代诗人是一个“敏感”的群体,相对于小说家和散文家,诗人在日常人眼中神秘的多。一方面,作为有着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家,人们总喜欢拿古代诗歌和上世纪现代诗作比较;另一方面,诗歌因为其文体的短小,经常被人调侃没有技术含量,以至于“在歌手和段子手之间,有个尴尬的工种叫诗人”这样的论调非常流行。
    《跟着诗人回家》这本书其实唤起了我们重新认识诗人。比如张执浩喜欢做饭、做菜、逛菜市场,杨黎和八十年代很多人一样远游、下海和北漂,蓝蓝第一次高考失利在酒厂做过装酒工,雷平阳曾经写了十多年的公文材料……
    或许从陶渊明开始,我们的诗人或诗歌写作其实是日常之诗的写作传统,西方更多是神性或诗性的写作传统。相比较而言,在日常之诗的观点下,中国的诗人和小说家、散文家其实是一样的写作状态。这些诗人们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对于世界也有着深刻的认知,他们不是世界的“局外人”,相反,他们通过诗歌这样的文学形式记录个人对于时代的洞察,体味生命的宽广和个体的挣扎。
    我们这时代,文学批评往往更多关注作品本身,以至于很多的诗歌评论成为了学术八股,一般人久而久之读不懂,也就厌倦了阅读。其实,从作家的身世情志也好,从作品以至篇章字句也好,只要能以表现作品的价值,都是文学批评之一道。
    得益于林东林常年为媒体撰稿的经历,这本书在访谈前的印象式随笔很有白描的味道,让诗人们的形象变得具体而生动。而访谈本身除了诗人对于诗学的理解,还有个人对于时代的观感以及个人的经历,他们的“出走与回望,破碎与完整,既往与当下”和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映照在一起,就有了让人阅读和探寻的欲望。
    当然,这本书也有遗憾在。或许是出于篇幅的考量,这本书并没有附上诗人们的代表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对照诗歌再来看诗人的访谈,会更容易理解一颗诗人的心。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会想起我喜爱的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的诗句:“我是全能的,甚至不为/自己一事无成感到悲伤。”对于诗人们来说,他们拥有爱,同时也拥有痛苦。最重要的是他们活在当下,给了我们另外一种体察世界的触感。
    林东林:锋利的刻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523/c404031-29294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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