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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扎根基层、扶贫为民的现实主义作品——李明春《山盟》研讨会发言摘要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newdu 参加讨论


    
    精准扶贫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为全面记录四川省脱贫攻坚生动实践,四川省作协从去年年底开始启动“万千百十”工程。李明春的中篇小说《山盟》是工程提出之后的第一部作品。9月12日,由四川省作协、《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四川渠县县委宣传部协办的四川扶贫攻坚作品李明春《山盟》研讨会在京举行。施战军、白烨、贺绍俊、李舫、徐可、王干、李朝全、伍立杨、任芙康、李建军、孔令燕、程绍武、高伟、赵智、邹亮、郑六秋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王山主持。
    《山盟》发表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17年第9期。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的语言,反映了我国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四川基层的实施情况和面临的问题,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石家祖孙三代石新、石现、石承扎根基层、扶贫为民的情怀。与会者就《山盟》的文学特色和时代精神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高度肯定了作者扎根生活、忠于生活、深入思考的创作品格,并对这部作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现摘取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有关精准扶贫主题的小说我看过很多,包括《人民文学》和其他刊物刊发的,而《山盟》这部小说的主题深度,就我看来是最好的。这个主题想写出彩很难,写的时候很容易套路化,作者能在套路内外之间穿梭自如很不容易。作者李明春选择描写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残疾人,城里回来的打工诗人形象,这样一个能弹吉他又能写诗,但家庭贫困加上身体出了问题的人,作者把他的戏一部分放在他自己身上,一部分放在他孩子身上。在乡村题材写作上,李明春伸缩度做到了最大。另外一个重点描写的人物是个有意思的懒汉,最后成为了司仪。作者在小说里不断地追问:他有那么多问题,包括身体问题、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穷不哭穷,苦不言苦。这就和鲁迅所探讨的国民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了。在人物塑造上,是非常新鲜又真切的,在主题、人物和故事的选择上都是非常重要和得当的。作者找到了有小说可写,有故事可想象的这样一种空间。不仅如此,第一书记石承是作品里最主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值得我们琢磨,他不仅是第一书记,同时还写到了他的“上下左右”,这个定位我觉得作者取得太恰当了。比如“上”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精准扶贫政策,另一个是他自己的祖辈。这是一个革命老区,红军待过的地方。以前这样的小说里很少见到稳得住的根脉性设置,包括他的后代传承,包括父亲回忆部分的上下衔接都很自然。通过描写一个扶贫对象的小孩,表现出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状况。以上这些,作者都完全自然地在作品中表达了出来。
    小说中,人与景物、故事,都自然地贴合在一起,流畅自如。比如写到石承夫人的性格,她爱自己的丈夫,并想要二胎等,都非常自然。
    小说的流畅度、丰富性让人回味悠长,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作品。但我还有一个建议,写到官场,作者还会受到一些惯性影响,石承的父亲和他的上一代,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这个观点是立得住的。在设计社会阶层的时候,从校长、副校长甚至是班主任,到镇长、县长、教育局长,这些需要作者再稍微谨慎些。所有的官员,都稍显概念化。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盟》这部作品不简单,它有很多让人回味的地方,并会引起读者的反思。这部作品中写到石承的两个扶贫对象,都比较难缠,石承就比别人花更大的力气和功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通过现实故事进行历史反思,在精神上进行了追问。
    精准扶贫一方面是解决现实贫困,另外一方面是管理旧账,甚至是兑现当初的承诺,实现当初建党闹革命的理想。这不是现实主义的问题,这是党如何实现自己的宗旨,如何守住自己的诚信的问题,这会引起我们的反思,所以主旨是从扶贫入手,但又超出了扶贫的范围,包含了很多含义。
    这部作品应该说并没有在艺术上特别精心去打磨,但却非常特别,我觉得作者比我们很多专业作家更懂生活,他阅读生活的那种扎实丰厚是我们不能比的,这里面充满了大量非常细小但是又非常生动的细节。所以我觉得李明春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作品里面始终是很高昂的,跟传统不太一样,是带一点诙谐、幽默的现实主义。所以从总体上看,李明春是一个很低调的实力派作家,因为低调他可能常常会被人低估,但是他对生活的把握,包括他目前的写法,使得他的作品还有更多可能性,他在四川作家里是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我希望作者在《山盟》之后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如果说提建议,我觉得艺术上需要进一步打磨,一些叙述语言还可以做进一步打磨,尽可能精益求精。作者在现实题材的现实主义写法上,是可以寄予厚望的。
    任芙康(评论家):李明春具有讲故事的天分,他的故事取之不尽,《山盟》讲的是一个乡村扶贫的故事。对扶贫这项国家战略毫不夸张地说,是大好事,但其中也不乏一些一味配合的写手,从文字到文字,仅仅将扶贫的口号涂抹成时尚动人的标签,并没有真材实料。社会越来越进步,山村却越来越凋敝,人口越来越增加,人气却越来越萧条,故而现在大力倡导的精准扶贫,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上,更包含了精神上的扶正驱邪。去掉物质贫困,并非是所有农民的迫切愿望,精准扶贫往往需要扶上马再送一程,《山盟》提供的就是特有的帮扶路。我为大器晚成的李明春送上由衷的祝贺。
    孔令燕(《当代》主编):小说给我印象深刻。我觉得挺有《当代》杂志风格的,是很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以前老是觉得国家政策过于口号化,很难用鲜活的文学作品来呈现,但这部作品各方面都是非常丰满的,让我有一种看老电影的感觉。
    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就是避免了概念化。让我觉得它的文学性很强,人物都很真实,并且情感丰富,石承这一家是一个有传承有信仰的家庭,在当下寻找根源寻找支柱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信赖的。这部作品中的每个人物、每个角色都有自身的需求,有个人的需求,也有信仰上的需求,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是由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内在的需求决定的,所以从人物逻辑、故事逻辑来说,这是符合文学特性的。
    这部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它的信息含量非常丰富,每一条线都值得挖掘,表面是写精准扶贫,但内里涉及到日常生活和我们当下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家庭关系,里面又涉及到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上一代和下一代如何相处的问题,还有当下教育问题、农村现状,这些综合因素都让这部作品好读且内涵丰富,在文学性上充分诠释了现实主义的内涵。
    地域特色也让我感触很深,四川作家和四川人的性格,除了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纵观整个文学史和文学现状,都可以感受到川人的明显特点,他把苦难写得不让你觉得苦,而是有自身的乐观精神。这部作品也是这样,在讲故事中,在调侃中就把苦难传递给你了,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感觉轻松自在,这也是川人自强和乐观的性格特点。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有两点我觉得可以改进。一个是对于特别流行的元素,尽量少放入作品中,比如前面他们跳广场舞不一定要把小苹果的曲子加进去,一开始像民间文学的感觉,但是读到后面情感又是严肃的。另外一个是对于孩子的塑造有些概念化,穷人家的孩子充满正义,但只要父母有一些职位的孩子都是恶霸恶少,这有些牵强,有点概念化。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明春的这部作品非常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是写作非常接地气、非常真实。
    作者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了丰富的哲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创作路数可能是李明春比较擅长的,他将来的作品应该传承这些优点,将这种幽默风趣的有文化味道的作品发扬光大。李明春可能会有更好的作品献给我们。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段时间读到这部作品,让人非常意外,有个性特点的作家应该受到赞许和鼓励。我读完感觉好玩好看,有苦难感,伟大的文学都是表现苦难的,因为它是人性深处的悲哀。这会给作家带来一个启示,现在的作家写小说、诗和散文都可以很主观封闭,我们现在的小说家太放纵自己的想象了,而这些主观往往是任性的、虚假的,缺乏现实感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李明春的经验特别值得重视。
    另外我对这部小说的命名有些建议。一部好的小说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而且是经过非常艰苦的推敲琢磨得来的。像这部小说《山盟》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刻在石头上的诺言,现实是我们确实要解决精准扶贫,这是党兑现自己的诺言,没有忘记初心,要是通过小说的题目来强化,当初是怎么刻上去的,意味就深刻了。要抓住具有主题象征意义的意向,《山盟》还有《半罐局长》这两个题目不够理想,希望在题目上更用心推敲。
    徐可(《文艺报》副总编辑):《山盟》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非常好。首先,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石承这个优秀扶贫干部的形象。这是一个接地气、有人气的普通干部。石承被派下乡扶贫,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他是一个有热情也有责任感的人,一旦进入状态就非常敬业。为了给帮扶对象冬哥治腿,石承想尽办法筹款,甚至把父亲最珍爱的勋章拿出去抵押借款,终于帮助冬哥做了手术。因为帮扶对象收入不达标,他受到处罚。可是石承心里很坦然,他觉得贫困户脸上的笑容比奖状更好看。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只是帮助两户贫困户脱离了贫困,还动用了自己的各种关系。但这是一个真实可信的普通干部,我相信也是绝大多数扶贫干部的形象。
    作为石承的帮扶对象,凯子和冬哥是小说中另外两个重要人物。他们穷得各有各的特点。凯子是因懒致贫,他对石承的帮助不屑一顾,但是当他在城里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他终于醒悟了,老老实实回到乡下,不久就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知客事(主持人),体体面面地去吃喝拿红包。冬哥是一个因病致贫的典型,8年前一场怪病,使他瘫痪在床,老婆受不了他的怨气,带着小儿子走了。从此全靠大儿子山仔服侍,日子过得艰难。在石承的帮助下,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从此也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此外还有石承的父亲石现,一个正直正义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从来没有忘记当年共产党和红军对老百姓的承诺,不但自己退休之后到农村去当村支书,而且要求儿子也下乡去扶贫。他教育儿子说:“从古到今,只有共产党才管穷人,没有穷人就没有共产党。你没看那大山上刻的标语,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穷人找饭吃的政党。”这个老爷子形象的刻画非常生动,他强硬、“不讲道理”,因为心中有着信仰。
    另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众多人物形象。有的虽然只是寥寥数笔,但面目清晰、个性鲜明、神形兼备。
    李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山盟》是契合时代命题的好作品。今天的扶贫工作跟以往的扶贫不一样,比以前更难也更精准,而且要更接地气,深入到百姓中间去。所以我觉得李明春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首先是心沉下去了,而且在沉下去的同时也知道中央扶贫的意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所以说这部小说的起点还是很高的。
    贫困县百姓生活很艰难,这是作者熟悉的场景,所以写出来得心应手,包括其中一些语言的运用,读起来非常亲切。中央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基层干部来讲是沉甸甸的分量,能找到基层干部的痛点,它的任务所在挖得很到位。具体来说,小说里面的人物脉络非常清晰,石承的两个扶贫帮助对象,一个是游手好闲之人,一个是有伤残的人。写石承这个人物的时候,对的文化影响是有交代的,他为什么能够下去扶贫,并且在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下去,一是有革命传统、家族的红色基因,另外他有自己的信仰追求,所以他能够执著地完成工作。这是一个扎实的故事,源于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也源于作者非常勤奋的精神。
    我对这部小说还有一些期望,扶贫不是简单地找几个对象完成自己工作这样潦草的事情,情节要环环相扣,难题、困难层出不穷,在这一点上作者可以继续努力,把人物细节铺开,将人物设置得更加丰满。作品中写到红色基因传承到他孩子这一辈,还可以阐述得更清楚些,现实矛盾往往比我们作家所看到的写到的或者能够捕捉到的要复杂得多,可以在这些方面更加着力。叙事的细节可以更加丰富一点,人物更加饱满一点。
    王干(《小说选刊》副主编):李明春的作品我看过一些,想起对整个四川小说的一个印象。四川的小说很有意思,它分两脉,一是写得很浪漫的,后来又出来一些很诗化的,这以阿来为代表。还有一路作家是特别接地气的,生活非常有厚度,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特别扎实,李明春就是这一类作家。他长期的生活经验非常重要,所以四川小说有些作家是写经验的,有一些作家是写想象的,阿来是写想象的,李明春是写经验的。文学的繁荣不是仅靠几个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几个研讨会就可以的,还要靠广大读者、广大基层作者。中国文学的繁荣尤其要靠辛勤耕耘、一直为小说创作不断努力的广大基层作家,锦上添花的事我们做得太多了,雪中送炭却太少,我们要经常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今天从李明春的小说中就联想到他塑造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共产党干部形象。具体到小说中,浓、厚、重的同时,也要轻、淡、宁,如果把这些融到小说中,作品就会升一个格了。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明春这个中篇小说《山盟》,让我想到了一个话题,即如何做好命题作文。我们一直在讲深入生活,所谓深入生活其实是要鼓励或者倡导作家去写好命题作文,说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从文学的领导部门、组织部门,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作家深入生活、关注生活的主流,我觉得这并没有错,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如何去写好这样一部反映生活主流的作品,李明春的《山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为什么《山盟》能够写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只是反映这一主题,他在写扶贫的时候没有丢掉自我的经验和认识。李明春一直生活在基层,他和民间有很亲密的接触,了解民间的生活,有同样的生活经验,他在写扶贫工作的时候把自己的经历融合进去了。所以他写两个帮扶对象,冬哥和凯子。这两个故事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扶贫不是当贫苦人的救世主,而是要当贫苦人的倾听者;不是要强行改变贫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是要为贫苦人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好的条件。李明春把自己和民间的接触、民间的经验融合进去,自然会触及这样的点。
    当然假如作者能够围绕这个点写得更深入,有一种自觉意识,触及得更深入幽微就更好了。所以要写好命题作文,不能只关注命题,这让我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赵树理,他面对农民和那个环境,不是直接把自己的小说当成一个阐释上面要求主题的文本,而是把自己的经验和认识融入进去,写出优秀的作品。这恰好也是李明春做到的。
    另外我觉得李明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有一种谐趣,严格来说不是幽默是谐趣,或者谓为中国式的幽默或者是四川人式的幽默,他把其发挥到极至了。李明春继续写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我也提一点建议,整个作品有一种乐观的风格,但面对生活的这种沉重感,要怎么处理,这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不能丧失乐观风格,在乐观中能够体现这种沉重,这种乐观可能会更加得丰厚。有时候含蓄一些的处理会把文学韵味更好地表达出来。
    程绍武(《中国作家》副主编):首先从题目来讲,《山盟》是有匠心在里面的。这两个字来自于扶贫干部孩子的名字和扶贫对象孩子的名字,扶贫对象的儿子叫山仔,扶贫干部的儿子叫石盟。还有一点,《山盟》也是暗示共产党对人民的一种承诺,用《山盟》来表现这个题目还是有他的想法的。第二,这个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人物设置,扶贫的帮扶对象,写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两种贫困在农村很有代表性,选得精准,跟精准扶贫的内涵契合。第三,难度的设置很讲究的,我们过去说扶贫就是要送钱送项目,然而扶贫远远不是这么简单。这个难度的设置有这样一个特点,首先紧紧围绕人物,像凯子,虽然生活很贫穷,但是他极具个性,自尊心很强,还有冬哥,不光要解决生存问题,治他的腿,上面给了很多钱但不够,有缺口得由扶贫干部去筹,同时还要解决孩子的问题。他依靠自己和家人的力量,通过多种渠道筹钱也并不是很顺利,这种难度的设置能够体现当下这个时代的特点。第四,写扶贫干部人物写得很成功,写出了历史纵深感。因为想让村子里富裕起来,想让村民富裕起来,扶贫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而是从他爷爷就开始了,不仅仅是写当下的扶贫,扶贫是我们共产党从成立以来的一个理想,是对老百姓的一个承诺。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使石承这个人物的故事情节有了合理性。还有就是语言方面,让人想起了赵树理的作品,好多细节源于生活,但是不能简单套用,这部作品把老百姓民间的生活口语跟作家自己的语言修养结合起来,显现出了轻松、诙谐,诙谐之中又有点沉重,这很好。
    我的一些建议是作者写法上有些简单,小说叙述节奏、结构讲究了,从什么时候讲起什么时候放下,这种变化有时候可以增加小说的魅力,如果作者注意这种技巧,作品可能会更有魅力。
    高伟(《中国作家》副主编):李明春是深深扎根在生活之中的,他有别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他就在生活之中,他一切的人物素材都是信手拈来,令人信服,他就在这个题材之中。这是一部非常贴近现实的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读到如此鲜活的扶贫作品。这部小说非常真实,摒弃了过去那种高大全形象。石承作为第一书记,放在家庭关系里面写他的精神传承,同时也写他跟一般人一样的懒惰心态和软弱,写他的善良坚持,很亲近很生活化,令人信服。整部小说有满满的正能量,我们的社会还是充满了善良正义。另外从文学层面上看,结构总体设置是非常紧凑的,几个人物就把故事叙述得非常流畅,三万多字的篇幅里,展现了精准扶贫的故事。除了讲述扶贫故事之外,小说的价值还体现在呈现了四川的文化风情,我觉得四川文化比较坚忍,小说中可以明显感受到。
    如果说建议的话,我觉得作者取这个题目就显得外在化了,可以埋得深一点,同时加大意义的厚度,现在略显单一,可以再厚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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