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和金赫楠的认识、熟悉与情谊均由争执开始，这份争执一直延续至今，很可能还会不断延续下去——我们都有属于自我的固执和文学“偏见”，难以被轻易说服，有时在共识达成之后又有新的分歧产生出来……争执成为铺在时光之路上的小小石子，部分地，我们也没有将其尽数消弥的愿望。我珍惜源自内心的文学捍卫，我珍惜无芥蒂、无遮拦的平等交流，我珍惜争论中的小小火花以及从中暗自的获取——我相信，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的本源，对文学和文学的理解亦是。况且，在我和金赫楠的争执中，友谊日渐加深，相互的理解日渐加深，对于对方缺点、弱点的包容也日渐加深，从文友渐成精神上的亲人。
    一旦进入到文学，进入到判断的分歧，我和她都会竖起背上的刺，尖锐直至尖刻，马上变得“针锋相对”……不止一次。给我深刻记忆的争执也不止一次。
    在给她的评论集《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的序言中我也曾写到，“我和金赫楠的熟悉是由争论始的，当时，她大约二十几岁，刚刚发表了对于余华的批评。现在我依然承认余华对我写作的巨大影响，出于对于他的维护、对先锋写作的维护其实也是对自我写作的维护——还在武装部工作的我来到省作协，怀揣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还不认识的金赫楠进行反驳。”二十几岁的金赫楠一定无法想到一个穿着绿军装、风尘仆仆赶到省作协办公室找她的中年男人竟然是来“专门”反驳她的，现在想来，那一日我的到来一定让她“非常不快”，而我，在争辩中也一定使用了过于傲慢、尖刻甚至带有中伤性质的措词，让她气愤、“恼羞成怒”——“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关系，要么是‘相互不认识’，批评者只针对文本，只针对具体，无论它是由谁来完成；要么也可像我与金赫楠这样，对优秀的文字一起分享，指认其中的丰富贮藏，同时又始终争论、反驳，面红耳赤，甚至‘恼羞成怒’——我承认，在其中，我有着诸多的收获。”
    我承认，在其中，我有着诸多的收获，就像，我在阅读金赫楠的文字时的感受那样。
    2、
    作为批评家，金赫楠在文字中保持着某种的“强势”，她居高，临下，是“固执而坚定”的，不肯轻易更辙自己的评判标准，不肯以某个人某件事、与已有关与无关而移动其“限度”——我认定，金赫楠是一个严苛的质检师，对于面前的作品她均能以“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也是“固执而坚定”的。她认定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昆德拉）这句话，点到了小说最本质的内在属性。”；她重视情感悲悯，“小说提供的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对人心的理解和体恤”，“伟大的小说当中，一定应当包含着对人深刻的理解与深沉的爱”；她强调，小说是对人的陪伴，是人对世俗外部的对峙、反抗和抵御，对下滑的、平庸的对峙、反抗和抵御，“这才是小说不仅作用于感官、且更震憾和深入灵魂的力量之所在”；她说，小说是葆有温度与痛感的文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是通过影响人的情感体会，进而影响人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
    在“固执而坚定”的标准之下，她展开批评：“以前阅读余华作品的时候，小说中的人物从来没有能够在我脑海里组织起一个立体的形象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栩栩如生，倒是一个余华的形象总会时时晃动于眼前：一个站在暴力现场，面无表情、不动声色的冷眼旁观者，有时甚至还会舔舐刀锋上的血迹，略带耍酷嫌疑地冷笑。而《兄弟》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余华：一个手拿话筒，口若悬河对准镜头的主持人，声情并茂地描绘着一幕凄惨的血腥案件，脸上的表情和口中的声音极尽之所能。十年前血管里流淌着的冰碴子，现在已经升温到沸腾了。”“余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是用恶之花本身的狰狞面目达到这种震撼效果，是把人性中的常态的温情与美好减少到极限来振聋发聩。而十年之后的余华，学会了煽情，学会了在悲情与苦情上做加法……其实，能够让人看哭的悲剧大都不过是滥俗的煽情故事，肥皂剧们大都有这样的本领，它们带给人的悲伤仅仅涌在眼底，而后迅速风干。”“他太想跟上这个时代了，因此他的作品总是于或明或暗中应和着时代。”（《二十年后看余华》）“阿袁的小说创作，始终醉心于呈现和探讨一种人际现象：女女关系。那些小说貌似风月无边，其实却也是不谈爱情的，在她笔下，男女之情通常都只是一个由头，一根导火索”，“风月与辞赋齐飞，俗事共雅趣一色的才情文笔，窥视象牙塔的猎奇满足，其实都只是阿袁小说得以流行的表面道理。我想，最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她的写作与这个时代普遍的经验尺度和精神尺度合辙押韵，在价值观和精神取向上与当下社会大行其道的流行语调琴瑟共鸣……它们的出现不是为了对这个世界已有的成见表达异议，不是为了对流行的喧嚣与热闹表示警惕，恰恰是再次确认那些理所当然、司空见惯，再次对大多数人所以为的世界面目点头称是。”“这是一个集体麻木的时代，人们内心疼痛感普遍缺失，流行的是司空见惯与见怪不怪。很多作家，选择了麻木自己感知疼痛的神经，很多写作，都失去了疼痛的愿望和能力……”（《阿袁小说局限论》）“看过胡学文的多篇小说之后，会对这种追寻的情节与情结产生熟悉感，进而也会容易让人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疑惑：那种不顾一切、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坚持与执拗，笼罩在胡学文的多篇小说之中……这种重复，已经成为胡学文这位优秀小说家创作中的明显的一丝遗憾。”（《小说对生活的丈量》）“表面上看，在李建军心目中，文学是多么崇高、圣洁、伟大；表面上看，他是在殚精竭虑地维护文学的纯净维护文学的高尚，其实呢，正是他这种不顾文学自身规律自身特点的文学批评观念与批评方法，在维护文学的表象下煞费苦心地消解着文学、毁弃着文学。他正在用他简单的道德主义、唯美主义，他一已的文学嗜好，以及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有意或者无意地要把文学变成历史、变成政治，变成教科书、变成应用文，对文学进行着一气呵成的毁灭。”（《直谏李建军》）“这种（不停地分小节）结构使得整部作品读上去更像是一本流水帐，一本不厌其烦密密麻麻加注了关键词的流水帐。它暴露了作者（贾平凹）从整体上去考量、思虑和把握当下乡土现实的无力，而这种无力早在《秦腔》中就已显现，面对纷繁芜杂、泥沙俱下的时代与现实，贾平凹只能给出一种碎片化的呈现，平面化的描述”（《〈带灯〉，盛名之下》）
    因由“标准”上的坚固，也因由此产生的辛辣，金赫楠曾被称为“酷评批评家”行列中的一员，在我最初对她进行反驳的时候，也是将她事先武断地归于……
    3、
    必须承认，高标之下的“严苛”只是金赫楠的一面，相对凸显的一面，我认定她并不缺乏对文字及其写作者的体谅，她的所有“责之切”均源自于“爱之深”，对于文学，文字，她首先是一个懂得的阅读者，一个不断探幽的“发现者”，一个，乐于和我们分享，指认被忽略的、错过的风景的人。在《心灵的隐秘与灵魂的安放》一文中她从直觉出发，率真地坦承，“除去文学批评职业角度的分析和品评，仅仅作为一个阅读者，读过这篇小说，我获得了一种关于他人，关于生活的悟，更因此理解和懂得了某些性格、某些行为”——
    她看中关于他人关于生活的悟，一贯如此。“《被缚的人》是一个包含人性、文化，关于自由、限制和诸多向度的寓言。其充满象征隐喻的叙事手法，绝非单一地指向某一命题，可生发出种种角度的解读。”“被缚的处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写照，涵盖肉身和灵魂。”（《关于〈被缚的人〉》）“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地下室里的猫》最核心的价值，恰恰就是发现和呈现了一种平庸的恶，一种隐匿于日常当中的人性之恶。（《小说的拷问》）”“这种对于命运的抗争与挣扎又是含义复杂的。当抗争的激情与反抗的执着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它在合理性的范围之内渐渐走偏越界的时候，其中内含的破坏性也会慢慢显露。”（《小说对生活的丈量》）……金赫楠习惯高屋建瓴，习惯从文字之内完成对意义和意味的抽丝剥茧。
    “小说（《一座塔》）中除了‘我’ 的视角，还有两个补充视角，一是亲历者‘母亲’的回忆，一是同时代的记录者《平原勇士》。和‘我’不同，他们提供了缘于不同文化、身份、时代而异的眼光，这使得小说获得了几种视角之间交叉的可能。”“《一座塔》的语言，不再是《全家福》《十八拍》里的简洁和简练，它开始华丽，语调高亢，枝繁叶茂，丰腴饱满。不是那种讲故事的碎碎念，而是吟唱史诗的咏叹调。他（刘建东）一向是那种叙述克制审慎的写作者，而在《一座塔》中，他放纵自己恣意、华丽、丰饶起来……”（《触摸大历史下个体的血肉与灵魂》）“他（李锐）在《太平风物》的写作中，创造性地尝试了一种独特的文本方式，他自己称之为‘超文本拼贴’：图片与文字、文言文与白话文，史料与虚构共糅于每一篇小说之中。”“文言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安静；每一样农具平静地躺在历史之中，恪守着它们在劳作过程中的功用，恪守它们在历史中应该担当的角色；而一旦进入白话文部分，进入虚构的小说段落，传统社会遭遇到了现代化，农具的功用发生了改变，它们被扭曲着、误用着，距离自己的原本功用渐渐遥远……”（《接近大地的真相》）作为批评者，金赫楠懂得文字内部的肌理构造，懂得写作的应有“匠心”，懂得技艺——“懂得技艺”，说实话我觉得这是对批评家的第一褒奖，在当下，诸多的文学批评中，批评家运用他们在僵化教育中学到的可怜的社会学、哲学和伦理知识，操持着僵化的、板结的所谓学术腔调，挥舞着真理在握的大棒，仿若误入瓷器店的公牛，完全无视文学技艺和它微妙处的接连……金赫楠不，她愿意进入技艺的内部，和写作者一起完成衔接与缠绕，又和阅读者一起完成对它的剖解、梳理……其实在她的文字中，也富含着敏感和灵动，时时得见的炫目感，无疑，这也使她的批评变得“活色生香”，成为了有魅力、有趣味的文本，里面不乏妙语警句，也不乏空灵、飘逸、繁复和淡然着的忧伤。
    4、
    在一篇旧文中我曾谈到，“作为写作者，一个把文学看成是自己毕生职业和梦想的人，我承认我对文学批评有着某种的亲近甚至迷恋，而我也从中获得了诸多的滋养。”这，也是我和金赫楠成为好友的部分理由，偶尔，我还会客串一下批评者的角色，和她一起指点在文字中建造的江山与河流。同样，在那篇旧文中，我还谈到我喜欢阅读那些“及物”的文学批评，它和作品有着无限的贴，了解文字的微妙、丰富和歧意，同时又对当下的世界文学、文化有整体性的把握；我希望读到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之外能够对艺术本质发言的批评，它帮助我们认识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帮助我们认识写作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希望能读到那些有个人思考，有审视、有智慧，甚至有一些忐忑的批评，它真实，自我，甚至包含着某些“片面的深刻”，但它是有启发的，有真见的。
    金赫楠的批评文字接近于我认为的“理想批评”，它是及物的，能够深入到文本内部，多是对具体作品的具体阐解；同时它具备着高度，不满足于“对大多数人所以为的世界面目点头称是”，每每可见思考的、审视的、建构的“结晶体”，和写作者一起做出独特发现；它还有着强化的“自我”，为“自我的批评”打上了强烈的个人标识，那种文字的启发、真见就包含于其中。
    5、
    坦诚些，更坦诚些，需要谈及我在金赫楠批评中的获取，她给予我的：一是对世俗世相的体贴关照。她屡屡如此警告，针对我过于形而上的“傲慢与偏见”。她试图培养我对家长里短、平静日常和生活褶皱“深沉的热爱与真切的理解”，每次，我均竖起尖刺，保持鄙视的刻薄，但这一警告的影响却悄悄进入到我的内心，我的写作中。热爱依然没有，但刻意的拒绝也消融掉了。二，对故事讲述的看中，她警告我，再深刻的思想也必须以故事的、有血肉感汁液感的面目出现，要“生动”和“曲折”——“太过着力于呈现思想，往往容易忽略思想表情的生动，殊不如表情的生动才是小说艺术魅力之所在。”现在，我珍视这份警告。三，“当人们打开电视，各种传奇、故事扑面而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阅读小说？小说将以如何的说服力与合理性在这个时代安放自己？”这是金赫楠之问，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提给我的，我将它看成是针对。那么，之后的写作，我尽可能用作品说话，最大可能地回答这个问题。
    “和金赫楠的认识、熟悉与情谊均由争执开始，这份争执一直延续至今，很可能还会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也愿意部分地呈现我们之前的分歧，至于“之后”，等新分歧出现之后再做补充。
    一，在金赫楠认定的好小说好文学之标准后，我还会加入：所有的好文学还必须也必须是“先锋”的，它不能“跟随其后”重新发现被社会学、哲学和其它学科证实或证伪的真理，再深刻也不行，它需要冒犯并不断冒犯，甚至带有某种的“灾变气息”，甚至让我们不适；好的文学应是宽阔博大的“综合之书”，“智慧之书”，它越来越趋向“科学”，设计，寓言……
    二，在“中国传统”和“世界文学”上：金赫楠更多地强调中国故事，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以及“中国趣味”，“你无法离开你的土地、生活和思考样式的传统影响”；而我更倾向于“世界文学”，倾向写作的普世意义，“既然我无法离开自己的土地、生活和思考样式，那我还强调它做什么？我要的是补充，对未有的补充，对已有的对抗。”金赫楠认为，丧失了中国意趣特质的文学貌似新鲜其实不过是对西方尤其是现代小说的模仿，这样的写作不值一提；而在我看来，中国作家不能将自己困于狭小的题材和陈旧的趣味中，它要立足于共约价值然后再谈区域差异，小说在对人和人性的审视上，没有那么强的东西差异，“如果一部作品只能让他本民族的人所接受的话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米兰·昆德拉）”。
    三，对待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评价上。金赫楠认为“在我看来，先锋文学的姿态意义大于文本价值，在探寻小说可能性的名义下实际上消解着小说。先锋小说家普遍缺乏叙事的基本能力和耐性，他们在文本中刻意渲染暴力、丑恶、逼仄，便迅速抵达惊骇、轻易实现深刻；夸张的文体探索与语言实验更是把小说推向形式主义的极端”；而我则坚持认定：说先锋小说家普遍缺乏叙事的基本能力和耐心是种“傲慢的偏见”，恰恰相反，先锋小说对于叙述建构样式的拓展、对于语言的经意是之前的文字无法启及的，它具备更大的难度，它帮助我们摆脱了旧有思维的困囿，也减轻了无用绵细的拖沓感。而所谓深刻，从来不会是轻易实现的，惊骇则不同——先锋文本的深刻性是思想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体现。渲染暴力、丑恶、逼仄是先锋小说备受诟病的重点之一，而在我看来，“渲染”这个词被过分污名化了，“抵御黑暗的首要方式是进入黑暗并努力认识它”，认识在我们内心里的魔鬼和天使具有同等的重要，“小说产生于道德悬置的地方”……
    四，关于对“阅读障碍”的理解上。
    五，关于对“文学传统”和“回归”的理解上。
    六，关于“写作现实故事的难度”和“写作寓言故事的难度”的理解上。
    七，对《红楼梦》、《金瓶梅》及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价值评判上……
    许多时候，我们的分歧貌似并不巨大，只是增一分减一分的问题，然而我们会为这一分的增减争执不休，并一再试图寻求同盟；有时，我们已经悄悄完成了“理解”，但出于面子、虚荣和当时的“愤怒”而有意嘴硬。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完成的是对对方坚持的理解，对“非我”那部分观点的理解，求同和存异同时成为我和金赫楠的共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