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而言，谈及张丽军的印象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我和丽军不是亲兄弟，只是同门师兄弟。当然，如果考虑到他曾在东北学习、生活十余载，我也曾于山东求学三年，那么，说我们是半个老乡也绝不过分。自从我知道同一研究方向有这样一个名字相近的同仁之后，就开始关注他的文字。山东求学期间，我们交流甚多，每次听丽军谈及对文学的理解、学界研究动态，我都深深为其真诚的态度、毫不怀疑文学本身的研究价值而感佩。在我看来，张丽军是一位自信、乐观的学者，自信、乐观使其对学术的未来和自己从事的职业充满信心和期待，直至成为一种生命的态度，为此，我愿意以“乐观、自信与精神守望”为题谈谈对丽军的印象。
    一、从乡土生命体验开始
    如果可以将张丽军的研究进行分类，“乡土中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且自成体系。张丽军曾在回顾自己成长史的前提下，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乡下人’的童年生命体验，使我选择了‘生态文学’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①出于对乡土生活的熟悉和留恋，求学路上的张丽军深感乡土中国今昔的巨大变化。渐渐脱离农村的他在无力改变现实的背景下，最终选择了用自己专业特长的方式，“去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他们鼓与呼”，“因此，我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以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为研究本体的研究对象，从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思考和展现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三农问题’的审美思索，为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提供来自历史的审美镜像和精神启示。”②在完成《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1895—1949）》(《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是《想象农民》的扩展修订版。张丽军注)著作之后，丽军又选择了《“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无论从研究的兴趣点，还是从持续的时间来看，张丽军始终对“乡土中国”保持着巨大的热情。他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研究者，并将生命体验融入研究之中——“我是农民之子，对农民形象的研究，就是对生存之根的追问和思考，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探寻。”③
    纵观张丽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乡土中国”研究，全方位、大视野、多角度、现实性堪称其主要特征。丽军曾在《百年乡村时空里的“阿Q”》中，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展现中国农民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变迁和形象演变。曾以《文学何以走向农民——赵树理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为题，贯穿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凸显文学走向农民对当下的启示。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周习的《土窑》等，他也多有涉猎。至于他的富于挑战性的著述《“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更是以“当代中国乡村民间文艺”为研究对象，穿连起京剧的发展史，其具体研究时采用的访谈、问卷调查，也让人在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总体而言，张丽军的研究讲究以现代性为内在轨迹，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发展脉络，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乡土中国”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在他看来，“‘乡土中国’和‘现代性’连在一起，意味着现代性‘西方他者文化’和本土化‘传统民族文化’的对立、冲突与交融，意味着百年来乡土中国痛苦而艰难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只有连在一起来审视，我们才能看到完整的、立体的、复杂缠绕的现代中国。”④ 因此，他必然会以全方位、大视野的角度宏观把握历史的同时，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论述“乡土中国”的独特性及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他的研究带有浓重的文学想象，又渴望给人以审美镜像的同时提供精神启示，而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就这样蕴含在字里行间。
    二、坚实与锐气：辩难、直击及其他
    每次和丽军接触，都会留有为人踏实的印象，而由“踏实”到“坚实”，又反映了张丽军的另一面。阅读张丽军的批评文字，首先会感受到沉稳、大气、厚重——这是一些带有明显时代坐标的文字，可以较为充分显现张丽军擅长从广阔的历史帷幕上展开进路的批评特质；这又是一些细致入微的文字，从未因广阔的背景而显得凌空蹈虚。鉴于当下许多研究常常流于表面、失之浮泛，张丽军的文字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却依然读来稳重、扎实，没有坚实的学术基础、缺乏全面的知识储备，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与“坚实”相比，“锐气”堪称张丽军批评文字的另一面。即使仅从《“茅奖”，你何时不再矛盾？——关于茅盾文学奖“无边的质疑”的深层探寻》《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兼与王晓华先生商榷》《小众化是当代文学的出路吗？——兼与摩罗先生商榷》《“消费时代的儿子”——对余华〈兄弟〉“上海复旦声音”的批评》等题目揣测张丽军的论述，其辩难的勇气和直击的锐气也可见一斑。举例说来，《“消费时代的儿子”——对余华〈兄弟〉“上海复旦声音”的批评》一文以批评界对余华新作《兄弟》发出一片质疑之声和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作品研讨会、从正面评价的背景下，不仅得出当代文学批评的“三种症候”，还得出了“一套消费时代的文学创作、出版、批评机制及其内在逻辑思维已经明晰显现出来”⑤的结论。《“茅奖”，你何时不再矛盾？——关于茅盾文学奖“无边的质疑”的深层探寻》一文联系茅盾文学奖的发展史和现状，直击其评奖过程中一些不如人意之处，进而指出：“茅盾文学奖当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彻底打破这种评奖机制中的‘潜规则’、‘集体无意识’，从而最大可能评出经受时间考验的‘最优秀长篇小说’。”⑥
    辩难与直击显示了青年学者的锐气，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向同行及至前辈学者商榷，对于越来越陷入程序化、标准化的批评现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指出的是，张丽军并未将自己的思考停留于此。2011年9期的《社会观察》，刊载了张丽军的文章《第八届“茅奖”：现代性文学制度的开创性尝试》。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张丽军写到：“总而言之，相较于以往几届‘茅奖’评选，第八届‘茅奖’的评选从评奖实名制、同步公示化、分期逐步推进、初评终评一致化等新制度的实行，有力地确保了本届‘茅奖’评选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公正性，同时也为现代性制度在中国更大范围和幅度的推进开创了先例。”连续追踪文学大奖的评审，客观、公正评价以往评奖中的得失经验，表明张丽军在不断反思这一现象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曾经的某些结论。像丽军常常在研究中出现的“现代性”一词一样，不断在建构理想未来的过程中反思自身，这种堪称批评上的现代性，正是张丽军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之一。
    三、追踪文坛热点，关注身边的风景
    作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70后”青年学者，张丽军的研究有追踪文坛最新现象、把握当下研究现状的特点。《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和精神状况——〈蜗居〉的另一种解读》《“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贾平凹〈带灯〉论》《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生成机制及其精神特质》《新世纪文学经典化危机及其建构的多种途径》等文章，既有对热播电视剧的评议，又有对最新作品的解读进而触及时代脉搏的倾向，如他在《“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贾平凹〈带灯〉论》一文中开宗明义的写到：“如何书写当代中国经验，如何呈现新时期中国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这是新世纪每一个具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中国作家所无法回避的、而且也是亟须回答的问题。”⑦此外，就是对已成研究界热点的“新世纪文学”、“底层文学”等话题的发言，掘进其内部、刻绘其纹理。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不但可以读出青年学者张丽军的朝气、锐气，还可以读出他与当下对话的渴望与能力。他的这类文章涉及面广、准确及时，具有较为显著的“唯新意识”和先锋探索精神。它们迅速出场且思想敏锐、出手不凡，很快使张丽军成为“70后”批评群体中的佼佼者。
    与追踪文坛热点相比，张丽军同样十分关注“身边的风景”。张丽军系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山东省作协特邀文学评论研究员，关心本省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是其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丽军曾在《谔谔之声——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一书中列“新世纪山东文学研究”之专章，集中展示其对“身边的风景”的思考。其中，《论齐鲁文化与新世纪山东文学的“难美”飞翔》一文，结合齐鲁文化，论及“从齐鲁文化症候到倾斜的山东文学场”、“新世纪鲁军新锐的突围及其误区”、“重铸山东文学的文化之魂，化‘沉重’为‘难美’”等问题，得出“因此，如何创造性地形式创新来呈现沉重的文学主题和道德关怀，就成为山东作家文学审美想象的关键问题所在。从山东文学发展的历史传统中继承革新性文化因子，在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社会精神背景下，建构向海而生的海洋性文化，进行齐鲁文化精神的重铸与更新，无疑是新世纪文学鲁军新锐崛起的文化之魂。”之具有创见性的结论。《空间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学济南》结合70后女作家常芳的《桃花流水》，从“艺术的风土性”的视角得出这是“一部展现百年济南人文历史景观的长篇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精神地理相交融的文学济南”、“恰好弥补了济南城市文学性叙述缺失的遗憾。” 而《“夜晚之心”的灵魂舞蹈》《“穿越夜的胸膛”的琴与灯》《在时间和白发的眠处，一朵开放在尘世边缘的花》等文则分别论述了几位山东当代诗人的创作……此类文章还包括《重述沂蒙精神的当代红色经典——评〈沂蒙〉电视剧审美理念和叙述方式的突破》等。通过这些论述，张丽军为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多体裁的勾勒出当代山东文学的写作图景。立足于身边熟悉的风景，不断找寻新的登临起点，张丽军的研究理路及构成值得借鉴与学习。
    四、探寻一种精神的意蕴
    在《“七零后”批评家，正面临时代的严峻拷问》一文中，张丽军曾指出：“面对庞杂的时代精神现象，把握时代经验与时代精神的穿越力和批判力的匮乏，这才是最致命、最要害的问题所在。”“文学不老，文学的创造者和阐释者、批判者不老，并将在民族和人类的文化长河中涤荡出精神的涟漪与思想的浪花。这是‘70后’这一代人的‘天命’所在。”⑧应当说，张丽军是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70后”批评家。他不仅对“70后”一代批评家面对的时代语境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还对当下批评本身保有理性的态度。这些堪称自觉的认知态度使其在具体批评、研究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探寻批评本身的精神意蕴和思想内涵，他批评之品位和格调也由此得以确立。
    我曾在《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和精神状况——〈蜗居〉的另一种解读》中读到“《蜗居》就像一柄犀利的长矛，刺破了现实‘无物之阵’的层层帷幄，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和希望。新世纪中国需要《蜗居》这样的现实电视剧，需要与‘无物之阵’对抗的‘精神界之战士’。”也曾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读孟宪杰的〈生命力的村庄〉》中看到“《生命里的村庄》是有生命力的，因为里面有一颗赤诚的灵魂，以及这颗赤诚灵魂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刻生命体验和精神哲思。”又曾在《农民陈奂生的精神溯源与当代启示》中探寻一种“乡村关怀”……无论对于作品分析，还是现象解读，张丽军都讲求一种精神高度、讲究一种价值的探寻。作为一位研究者，他当然知道身处消费时代文学与人都很容易陷入精神危机，但理想主义的光芒以及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却使其时刻没有忘记自己应当面临的“天命”。透过张丽军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较为强烈的人文关怀，他渴望在纷繁、芜杂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心灵的寄居地，他的灵魂叩问乃至困惑使其文字在充满灵性和人性的同时，饱含着精神的守望！
    当张丽军在一本书的“自序”中写下：“我在回顾、反思和审视自己写作的时候，蓦然发现我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是与我的生命之根、童年、故乡、大地相关的，从根本上是对自我与世界的探寻，是自我与心灵世界的对话。”⑨我们终于可以完整地了解其批评理念。在批评一个个作家作品、一个个文学现象时，张丽军时刻都在想象自我，想象如何与批评对象沟通。他将生命体验置于批评文字之中，具有鲜明的主体情怀和人文关怀。他是如此执着、渴望用心去感受他笔下的言说对象。他享受这种心灵的对话及至沉醉其中，而他的自信、乐观和精神守望就这样寄寓其中！
    注释：
    ①⑨张丽军：《“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9、13页。
    ②③④《文化消费主义时代，怎样做学术研究——张丽军访谈录之二》，张丽军：《“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63页。
    ⑤《文艺争鸣》，2008年2期。
    ⑥《艺术广角》，2009年1期，发表时有删节。
    ⑦张丽军：《“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45页。
    ⑧张丽军：《“七零后”批评家，正面临时代的严峻拷问》，《文艺报》，2016年3月21日。
    [作者简介] 张立群（1973—），男，汉族，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