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羽谈文学
    偶然在网上读到韩羽的一个段子，堪称经典。某日，刚刚履任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的韩羽与全社人员外出，他早早上了大巴车，占据了靠窗户的一个座位，悠然自得。随后，同事们陆续上车完毕，但总不得出发。原来据云，总编辑的小车司机一直等不到领导。尚不认识韩羽的同事们纷纷议论，有的甚至口出脏言，而韩羽也与同事们一起愤愤然，心责这位总编辑何以如此没有素质。韩羽说，他最不想当的就是领导，他只想画画，甘愿只当一介草民。待我见到八十三岁的韩老，坐在先生的客厅，才真正感受到这样一个如前所言的老者风采，且看老先生精神矍铄，光头，穿睡衣，与我等侃侃而谈，高兴处甚至手舞足蹈，一口茶水也顾不得喝，时而拍拍自己发亮的脑门，谈及兴奋处，连上衣也解开，敞开了胸怀，要和我们好好地聊聊天了。这般造型，哪里像是画出家喻户晓的“三个和尚”的大家名流，而倒像是从六朝古书中走来的神仙人物呢。
    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写一手好文章的韩老。我曾搜遍韩老的文字，深觉先生的文章有滋味，有嚼头，有筋骨，且幽默、智慧、清通，透出了一种人生的机智与达观，着实喜欢。韩老说他如今可是一门心思都在写东西，连画画都顾不上了。我送先生自己新出的一册随笔集，老人连忙走进书房，抱来了他近年出版的杂文集《信马由缰》、《杨贵妃撒娇》、《画眼心声》，我一看，自己全都有；老人连忙回屋又拿来了杂文集《东拉西扯集》，画册《韩羽》，还有北京《读库》杂志编辑的NOTEBOOK《积学储宝》。前一本由一家旅游出版社出版，我没见到过；中间一本价格太贵，没买；后一本是非卖品，又系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缪哲先生登门约稿所成。这些著作是韩老这几年新出的集子，而现在又正准备出版的一册文集，名为《读信札记》。乃是根据许多老朋友的书信写成的笔记文字，是注释、是解读，也是回忆，更是珍贵的资料和精彩的文章。出版社重视此书，拟精装、线装，搞成大部头，可韩老一看寄来的小样，却不高兴了。因为书还是要让读者看的，别太贵太豪华，也别太大太厚了。韩老这个观点，我极是赞同。
    说起《读信札记》一书，我编选花城出版社的中国随笔年选，收集了刊登在《边缘艺术》杂志上的全部文章，计十八则，题名《故人书简札记》，并在序言中写道先生的这些文字，乃是如其画作一般，“寥寥数笔，满纸机趣”。我感慨和韩老交往的友人多是人文知识界的名流，反而美术界的那些所谓权威大腕却很少见到，而如钟惦棐、聂绀弩、邵燕祥、黄宗江、范用、荒芜、华君武、蓝翎、王朝闻、徐光耀、侯井天、黄苗子、杨宪益，等等，哪个不是赤子与真人。其中的聂绀弩先生，坎坷一生，传奇一生，追求一生，打油诗写得堪称当代经典，山东侯井天自费奔波整理和注释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我读过多遍，佩服整理者的执着，也敬佩诗人的高洁。谈起聂绀弩，韩老立即打开了话匣子，印象最深的还是聂绀弩在信中谈论自己诗歌的片段。聂绀弩的这封信原本是写给黄苗子的，但大多谈的都是韩羽的画作，而开头却有一段关于自己诗歌的议论，如下：“苗公，信收到。你称我为诗伯，伯者霸也。现在国际反霸甚烈，我若被认为霸，虽只是诗霸，也可能导向处境不利。此处也和实际不合，我诗一片适风乔绳愈言，未足云诗，况于霸乎？”
    聂公的此信原本在黄苗子手中，因为有关韩羽，后来整理旧物发现后，复印了一份交给了他。然则，其中的一句“我诗一片适风乔绳愈言”，令韩羽百思不得其解。问黄苗子，也含糊其辞，未能给予明确解释。恰巧河北师范大学的年轻朋友来串门，韩羽让其看看，并鼓励其回去“思摸思摸”。不想，此君几天后打来电话，兴奋不已，原来终于解开了聂公的此句打油诗：“‘我诗一片适风乔绳愈言’的‘适’，指胡适，‘风’指胡风，‘乔’指胡乔木，‘绳’指胡绳，‘愈’指胡愈之，都姓胡，这句话就是‘我诗一片胡言’。”虽不是自己亲自解开此谜的，但韩老说到此处，兴奋不已。毕竟聂绀弩的诗终于被破解了。说起打油诗，我知道聂绀弩之外，杨宪益的打油诗很好，邵燕祥的打油诗也好，韩羽先生立即补充说，黄苗子的也很好。更妙的是，他们三人曾经一起出版过一套名为“三家诗”的丛书，分别为黄苗子的《无腔集》、杨宪益的《彩虹集》和邵燕祥的《小蜂房集》。三人皆分别给韩羽寄来了这套书有关自己一册的签名本。三册签名本在韩羽的书房合为一套，却别具情意。而如今，黄苗子和杨宪益也已早归道山了。
    有幸看到这三册签名书，便也在韩老的书房画室中得以驻足。书房与画室实同为一间，虽并不太大，但窗户向南，阳光很好。我匆匆浏览书橱，发现其中有《鲁迅全集》、《周作人文类编》、《孙犁文集》、《耕堂劫后十种》等几种大部头的文集类著作，还有很多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著作，诸如阿英、舒芜、王昆仑、周汝昌、林冠夫、王蒙、刘梦溪等人编著的“红学”著述，都整体地摆在书架上。由此，想起先生曾作画《红楼梦人物》，这些书应都曾是必备阅读的功课。还有很多笔记杂著和诗人集子，也占据了不少的空间，诸如苏东坡的著作和明清的各类笔记小品文集就不少，我之前读先生的文章，发现其从古代笔记中汲取了很多的精神和韵味，看来应如此。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范成大、李贺、韩愈等诗人的集子，则又夹了不少的纸条。另一面的书橱里，则有不少与先生相关的著述和杂志，当然还有友朋赠送的著作，像邵燕祥和牧惠的杂文著作，便足有数十册。谈起这些藏书，韩老说大多都是朋友赠送的，那套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文集》和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如今已成为经典的版本，乃是老作家徐光耀赠送给他的。
    见到孙犁这位我所心仪的作家著作，便忙问韩老，孙犁是否熟悉。韩老回答说，他虽然也在天津居住数年，孙犁却不熟悉。不过，读孙犁却有独特认识。先生说他并不认为孙犁晚年的变化是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相关的，而是在其身上早就有着异端一样的因子，只是在他晚年集中爆发罢了。为此，他举例自己为证。当年，各种政治文化运动一波接一波。连法国的巴尔扎克和俄罗斯的托尔斯泰也一起批判，但这两位作家自己并没有读过。于是，韩羽把他们的书全部找过来，一本一本的老实来读，没想到读完后，不但没法批判，心里反而是认同了，佩服了。后来他终于明白，领导并不是想让大家真正去研究批判，而是让批判就批判，不让批判就不批判，这就是运动。但由此，韩老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想必孙犁也是如此。但他说自己从孙犁身上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距离那些热闹的，宏大的，正统的事情远一些，这些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的清醒和自由，甚至不惜要付出一些代价。由孙犁，由想到了河北作家徐光耀，而韩老的书架上恰好有一册徐光耀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此书甚好，我曾见人便推荐，虽曾获得鲁迅文学奖，但少为人知。
    作家徐光耀和韩羽是多年的老朋友。两人在这个城市里互为敬重，成为知心的朋友。一个曾写出《小兵张嘎》这样闻名天下的小说，一个曾画出《三个和尚》这样足以流传的人物造型，但却同样地淡泊，同样地傲气，也同样地朴实。见我谈起徐光耀，韩老从书架拿出一册徐光耀在河南出版的一册文集，名为《忘不死的河》，收入该社策划的“鲁迅文学奖散文获奖者丛书”。韩老打开扉页，原来上面有徐光耀的赠言，其实也是一封书信：“羽兄指正，这本小书沾了友人推荐的光，不然可能出不来。但二百○五页，被主编王八蛋偷删去七个自然段，一千五百余字，本质上成了残本。很够不上您保存的资格了。寄给您，也作一点纪念吧。请保住健康!光耀二OO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二百○五页正是徐光耀的著作《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相关内容，但此书初版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再无重版，而此次以文集形式面世，竟被删节。我曾读此书后这样谈其魅力：“面对灾祸与创痛，作家不怨天尤人，不哭天喊地，却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沉静与温暖。”而我没想到，徐光耀先生竟是如此真性情，令我的认识更为加深了一层。
    由徐光耀，又想起了如今颇为热闹的已故作家贾大山。来时的路上，我读韩老的杂文集《杨贵妃撒娇》，发现其中有一篇写河北作家贾大山的文章。文章不长，但我以为是所有写贾大山文章最好的一篇，因为真正写出了贾大山的神韵。于是，我问韩老有关贾大山的事情。不想坐在旁边的老太太突然开口说，贾大山写得很少，但要求很高，理想很大。韩老接着谈起他与贾大山的交往，其中一件，意味深长。大约是文革后期，他与大山等若干文联的朋友一起到清西陵游玩，，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到了道光皇帝墓，那导游指着石牌坊上的字念得抑扬顿挫，正在兴头上，谁知贾大山却一本正经地询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韩老讲到此处，十分兴奋，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现场。他回忆说贾大山这一问，让那讲解员顿时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因为把这个清朝的封建皇帝与这句现实中的流行口号相提并论，无论回答是还是不是，都是绝不可以的。韩老紧紧抓住了这个生动细节，勾勒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作家贾大山。这个细节已经写入韩老的那篇文章，但文末没有注明时间，但至少应在此书出版的二○一三年三月之前。
    关于贾大山，韩羽还曾应河北《长城》杂志绘有一幅漫画。此杂志编辑曾约先生为河北作家徐光耀、铁凝和贾大山三人造像，前两人早在八十年代便曾画像，并作短文，在《文艺报》上刊出，唯有贾大山不曾画过。于是，对于这位熟悉的贾大山，韩老准备好好地画上一幅，但越是想画好，越是难以画成。最后只画了一个背影交差，并作画跋如下：“贾大山自甘寂寞，埋头写作，不喜出头露面，只画背影，意在颂彼之长；我本画技不高，难得肖似，只画背影，实为避己之短。”然而，便是这个“背影”，我以为却画出了贾大山的神韵。而这幅漫画与先生的那篇文章，皆可堪称认识贾大山最好的作品。由此忽然想到，北京的一位朋友说，韩老的作品乃是文章第一，绘画第二，书法第三。我说给先生听，他不置可否。回京的途中，我闲翻那本相赠的杂文集《东拉西扯集》，竟在其中的跋文里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可以作为韩老绘画与写作的补充：“我喜欢因画而作文，或由文而作画。画之所短，恰是文之所长；画之所长，又是文之所短。取长补短，手脚并用，连踢带打也。所以如此，又关乎我对绘画的看法。看法，言人人殊，各有所看重。自不必相强一致。我则着重在八个字：又熟又生，有理有趣。”
    云水山房访记
    邵燕祥是我尊敬的诗人和散文家。我读先生文章已久，也曾心血来潮，有意为先生编选一册简要的年谱，且已着手收集资料，并初步编写了三万多字，名为《小蜂房编年辑事录》。但听说有学者已开始在做这件事了，我的计划也便停了下来。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读到《邵燕祥诗歌创作年谱简编》，才知道是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的弟子李文钢博士编著的。虽然这个计划没有继续，但在我读先生的著述和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竟又一次更为深沉地被他的人格魅力、精神风骨和文学才情所震动。在我看来，邵先生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所追求的文学境界，都有着当世难得的鲁迅遗风。步入“80后”的邵先生，闭门谢客，但著述文章依然接连不断。刚刚出版的文集《蔷薇叶子》，收录先生二○○九年十一月到二○一一年六月仅仅一年半时间里所作的文章，便计有九十八篇。不过，对于我意欲研究的举动，他却回信自谦“已经基本退出文艺舞台，不必再拉出来示众了”。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有幸于再次得以前往拜见。
    邵先生住在密云县的一个名为翁溪庄的小镇，从北京城区驱车前往，尚需费时近两个小时。虽略显偏远，但京郊沿途的幽静环境和各种现代化的别墅群建筑，则成为窗外动人的景致，也使我对邵老的静养避暑之所充满了期待。更也由此，忽然想到了数年前，我曾慕名去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小区拜访过邵先生，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印象。记得那时先生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时常在郊区的家中养病。两次拜访，两个住所我都有幸前往。潘家园附近的华威北里小区的居所，有雅号名为“小蜂房”，他的一册文集便曾命名为《小蜂房随笔集》，一册打油诗集也命名为《小蜂房集》。但说真的，几年前我拜访先生时，对那座高耸的塔楼留下了极为糟糕的印象，其楼道的破旧、狭窄、阴暗，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邵先生家中的简朴与狭小，也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后来，我偶然读南方一家杂志的报道，提到先生家中刚刚装修过，再细看照片中的环境和装饰，似乎也洋气了不少，为此，竟也分外地高兴。此次前往密云，便是先生在郊外避居的住所。
    毕竟是文人的做派，“小蜂房”这个雅号就很有味道，既表明了作家富有锋芒的锐利，也流露出酿蜜者的辛劳，还有其工作环境的狭小与温馨。而我读近几年来先生陆续在报章上发表的旧体诗《云水山房杂诗》系列，便猜测这里的“云水山房”就是邵先生在密云县的这个居所的雅号了。那天，我征询邵老，答案果然如此。“云水”乃是取义密云水库之意。邵先生笑谈附近的许多农家饭店竟也以“云水”命名。“云水山房”这个名称，可谓诗意盎然，想来定是依山旁水而居，颇有几分陶渊明或王维的山居与田园之意了。但待我到了邵先生在密云的家中，又是一番的意外，这只是密云水库附近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居民楼，它既不邻水，也不靠山，只是安静倒也是可以说得上的。我们在邵先生不大的客厅里散坐闲谈，窗外可见茂盛的树丛和花草，且有蝉鸣声阵阵传来，有着几分的乡野之趣。
    “云水山房”实则不过一种文人的雅兴与寄托罢了。我之前总想，若在依山旁水之处，有一安静的小院，是先生的读书、写作和养病的住所，那该多好。但这又是多么的不现实。且对于自甘边缘的邵先生，也是不太可能的。我为此感叹，若干年后，我们如果想要去追寻乃至凭吊一位杰出的作家或学者，究竟该到哪里去，难道是那些水泥大楼的格子间吗？同往的许宏泉先生对我说，倒是应写一篇文章，就叫“名人故居无处寻”。其实，我慨叹的是当代文人的现实境遇。我曾读到一篇关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高华的纪念文章，其中写道因为家中狭小，为了不影响家人，冬天的深夜里，高华穿军大衣坐小马扎在厨房里做学问，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的。最糟糕的环境却产出了第一流的学术成果。想来那功名利禄之事，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与不屑也。我在先生的这个居所，没有见到有什么名人字画作为补壁，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书架、家什、文玩之类的东西，一些书籍和报刊也很随意地摆放着。
    先生耳背得厉害，但与我们谈话的兴致，却很是不减。我们一边在客厅喝茶，一边随意地谈论一些文坛上的旧闻或趣事，诸如有关巴金、白桦、黄裳、刘宾雁、韩羽、流沙河、高尔泰等人，多也是我从来所没有听到过的，有些掌故竟也有几分“世说新语”的味道。我趁机郑重地向邵先生提了一个问题——一九五八年，年仅二十五岁的邵燕祥被撤职降级、下放劳动，后被开除党籍，再后来的不久，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面对这一连串地灾难性遭遇，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我知道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前，年轻的邵燕祥可是当时十分优秀和活跃的政治抒情诗人。我在阅读先生的资料时，有一篇文章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五六年，曾有论者在《浙江日报》发表杂文《比主题》，起因是有读者认为邵燕祥所写的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诗歌要比闻捷的爱情诗歌要好，为此这位作者还特别强调说：“要知道，对文艺作品的不同题材，人们各有其爱好。这正像北方人喜欢吃面粉，江浙人喜欢吃大米一样，是不必相求一律的。”但由此也可见彼时他的知名度。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从一个极为热烈天真的追随者，转变成为了一个清醒尖锐的真理探求者。邵先生便是那种被称为“两头真”文化老人。从一个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抒情诗人，到一个自甘边缘的诗人和杂文作家，其间的奥秘很值得探究。但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恐怕也非一句话两句话难以说得清楚，这是邵先生给我的答案。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的邵燕祥与谢文秀登记结婚；第二年，他就被被打成了右派。那天，老太太回答我说，对于被打成右派分子，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竟会持续二十二年的时间。我由此叹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今天说若有这样的遭遇，该会如何？老太太径直答我，反右之后的政治厄运也不是没有，那些受到不公待遇的人们，至今还有很多没有改正，时间也早已超过了他们所受磨难的时间。我一时语塞。邵老接着说，他当时虽然二十五岁被打成右派，但相比其他一些右派，也还算幸运——家庭没有破碎，工资没有停发，户口没有迁出北京，写作的权利也没有完全丧失，而在当时，即使不打成右派，日子又岂能会好过多少？
    俱往矣。那些悲惨与荒诞的岁月远去了。我们或者会感慨那些珍贵的光阴，曾被无味地浪费和消耗。但在今天，悲惨与荒诞又究竟是少了多少呢？令人感到十分吊诡的是，倒是那些大是大非和大起大落的时代，很多人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我曾经有一个偏见，以为遭受过政治磨难的人，对于政治态度一定会有情绪化的东西，有些后来甚至会发展为扭曲乃至病态。但因为邵先生，我竟感到一种风雨之后的温润与平和。甚至听他讲起往事，反而有着几分幽默，不时会把人逗笑。他说“文革”后，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纷纷被改正。某位声名极大的右派作家被改正后，很快成为社会的焦点，而其私生活的放荡不羁竟也成为文坛内外的话题。于是，在偶遇这位朋友时，他曾郑重其事地提醒这位老友应该加以注意，不要因为他的个人行为，会让别人以为他们这些右派分子原来都是这样的人。说到这里，邵先生为自己当年的举动感到好笑，而那绘声绘色地描述，则不乏自嘲的况味。
    幽默又不失情趣，这是我对这位犀利又尖锐的中国诗人和杂文家的另一个感性认识。那天，我还带了邵先生的一册新出版的散文集《柔日读史》，请先生为我签名留念。先生郑重写下：“航满先生赐阅 燕祥 二O一四年七夕后一日”。记得最后写到时间时，他略有停顿。“七夕后一日”这个小小细节，读来颇有几许人生的暖意。对于这册《柔日读史》，先生特意强调说，这个集子收录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后陆续写成的一些文章。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首篇《三谈骂人》写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三日，末篇《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朱正著<反右派斗争始末>序》作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古人云，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显然，这是那段特殊时光中的文字见证。但我奇怪这册著作既无序言，也无跋记。经邵先生解释，原来此书序言发给编辑后，竟言没有收到。后来，这篇序言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我是在网上搜索读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深刻：“做历史的主人虽难，却是不容推辞的权利，也是不容逃避的责任。”
    意料之外
    拜访翻译家李文俊先生之前，我对李先生的印象是专攻福克纳（Willam Faulkner）研究，以翻译、编撰和研究美国作家福克纳而著称。这或许可以算作人物的一种标签。作为翻译家，一般除了某种特别的嗜好或者进行专业研究，译者本身是少人关注的。而李文俊先生为人所知，其实应该以二○一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mro）有关，在这位作家获奖之前，李先生翻译的门罗小说集《逃离》（RUNAWAY）正好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先生由此也颇受关注。于是乎，在我的印象中，李先生似乎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缘，诸如福克纳，诸如门罗，也诸如他后来也翻译过的海明威，甚至还有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正是读了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小说，读了李先生为福克纳小说所写的长篇序言，从而受到启发，从而开启了建构他的文学王国的写作之路。为此，我戏称李文俊先生为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缘的“专业户”。
    我是带着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去拜访李先生的，然而先生的谦虚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既不承认自己是福克纳的研究专家，也不认为过高评价自己对于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甚至对于翻译门罗的小说也是淡然处之。倒是对于自己翻译的海明威的获奖小说《老人与海》，以为自己能够译出美国鳏寡孤独老人的味道，而之前这部小说曾经有过余光中的译本，有过张爱玲的译本，有过吴劳的译本，有过董衡巽的译本，尽管是名家竞技，但对于自己的译本，言语间还是颇为自信的。当然，先生还翻译过卡夫卡、艾略特等名家的经典译本，我虽不谙欣赏各种译文的微妙差别，更无法置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自己的翻译生涯，除了福克纳、海明威等名家之外，他颇为自得的则是曾参与了由诸多名家汇集的《美国文学简史》的写作，由他撰写了其中关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相关章节；而更令他津津乐道的，却又少为人知的，则是他对于外国文学插图的介绍与编撰。
    谈到此处，先生到书柜中翻到这两册厚厚的著作，分别是《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An Illustrated Companion of world Literature）和《外国文学插图精鉴》。前者系李文俊组织十五位译界名家翻译，此书由瑞典学者托•柴特霍姆和英国学者彼得•昆内尔合著，后者则由李先生亲自主持编撰。他告诉我，在担任《世界文学》编辑时，常常会发现许多外国文学均有十分精美的插图，但在国内引进出版时多因为版权等问题而不得不舍弃，但实际上这些插图往往与文字是相得益彰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另类的艺术史。于是，先生下决心做这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也因此终于编译完成了这两册图文并茂的著作。我翻阅其中的一册《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发现在此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笔迹，颇能表达作为编著者当时心情的欣欣然，其可爱与欢喜跃然纸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收到。编译出版此书为余生平一大快事，甚至种种缺憾与苦恼均可勿论矣。”先生对于文学插图之关注，乃是我对其认识的第一个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是翻译这个行当的槛外人，但对于优秀的译者和译文也感兴趣。那天我问先生欣赏当下的那些译者，他感慨老一辈的优秀翻译家已经凋零，如今他所钦佩的，则有翻译法国文学的罗新璋，翻译英国文学的方平和屠岸，还有翻译德语文学的傅惟慈，以及董乐山、施咸荣、叶廷芳、施康强等人，都是他学识与文采具佳的译者。那天我问及此处，翻译家罗新璋则被提及数次，以为十分优秀，他说罗是学习傅雷的，下过苦功夫，水平了得。不过，先生认为不少优秀的译者都是翻译外国古典文学的老派人士，而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则不一定合适。后来又谈到翻译西班牙语的杨绛先生。我知道李先生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很熟悉，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李先生曾约过钱先生的稿子，而夫人张佩芬女士做德语翻译，也曾为钱先生借过德语书籍，为钱先生的著作《管锥编》做过文字的核校。但那天，他们却一致认为自己为钱先生做的工作十分有限，但却得到了钱锺书和杨绛两人的好评与恩顾。钱先生还曾为李文俊的文集《妇女画廊》题签，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由钱锺书与杨绛先生，引来了不少的话题。李先生对我说，在社科院，也并非都对钱锺书很佩服，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做学问自己做自己的，倒也不失为一种态度。对于杨绛先生，他也打心里十分佩服，特别是杨先生愈百岁高龄还能写出小说《洗澡之后》，堪为奇事；而杨先生六十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竟然翻译出少人比肩的经典译本《堂吉诃德》，更是说明了杨绛先生的功力，特别是她中文水平造诣之高；谈及此处，李先生告诉我与钱杨夫妇交往中的另外两位翻译家，也都实属高人。其中一位为朱虹，系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翻译家柳鸣九的夫人，也是先生的同事。朱虹翻译的诸多中文著作在英美国家出版，诸如曾应约翻译了春桃和陈桂棣合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此举用他的原话来讲，就是译者的外文要比中文好；另一位则是同事薛鸿时，也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而说起此人来，则还有一段少人关注的翻译掌故，也是我此行拜访李文俊先生的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原来，一九五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中宣部指示，编选后来颇有名气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目，杨绛被点将翻译狄更斯长篇小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但不久即停笔，后诚邀同事薛鸿时完成翻译任务。此事的告成，算是薛鸿时的助人之举，在后来出版的《董贝父子》中，有杨绛先生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写的序言《介绍薛鸿时君翻译的<董贝父子>》，其中开篇这样写道：“薛君鸿时，来我们外国文学所英美文学组最晚，年亦最少，他秉性严谨，工作认真，中英文功底都不弱。我当时正翻译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因长年从事翻译工作伤了眼力，才译了七万多字，眼花了，翻不下去了，但领导不容许工作起了个头就停止，我就请薛鸿时君代劳，另起炉灶，从新翻译这部作品，把它翻完。那时薛君初来我所，还未订立工作计划，他欣然应我之请，立即勤勤劲劲着手翻译。当时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常需停顿，他断断续续，翻译了五年左右，译完全书。”
    事情至此还没有结束。杨绛的序言在此书中被列为“作者原序之一”，而署名译者的薛鸿时的序言则被列为“作者原序之二”，更令人惊讶和兴奋的是，在薛先生的序言末尾有这样令人玩味的一段话：“本书前七章及第八章的前半是根据一位不愿意署名的前辈学者慷慨赐我的‘未定稿’整理而成的。这部分译稿不但是我学习的楷模，而且成为全书的警策。”读完我恍然大悟，原来杨绛先生除了翻译过《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裴多》等数个译本，但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译本，便是《董贝父子》的部分“未定稿”，并将其赠给了他的同时薛鸿时先生，而薛先生正是接着杨先生的风格翻译完了整本狄更斯的小说。在杨绛先生的序言中，还有这样一段：“据薛君说，他起先的译文，参考了我已译出的部分，他读过我那篇《翻译的技巧》，觉得颇有道理，他是按我讲的‘技巧’翻译的。我读他的译文，觉得很通顺，找出部分原文核对，也很忠实。”
    除了痴情翻译之外，先生还勤于笔耕，写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已经集结成书的便有六册，分别为《纵浪大化中》、《妇女画廊》、《行人寥落的小径》、《找见与寻见》、《天凉好个秋》、《西窗看花漫笔》等，收录其中的文章不少是关于翻译作家和著作的书话文字，也是很雅致也很优美的散文作品。翻译和写作之余，李先生的业余爱好便是集藏文玩。这种亦中亦西，也亦古亦今的趣味和性情，是我此行的又一个意外之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翻译家和研究西方的学者多是在生活上很西化的，也是很洋派的，但在李文俊先生家，这一点的感觉不太明显。先生的客厅便是书房，四壁基本都被书柜所占据，除了书橱中的书籍，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从文玩市场上淘来的各种各样的瓷器，瓦当、笔筒、陶罐以及种种工艺品。初看之下，这些瓶瓶罐罐，并无章法地陈列与摆放在客厅，颇增许多的优雅与精致，但又略显杂乱与逼仄了。我冒昧询问这些收藏的真假，先生说他的观点是，只要自己觉得艺术，喜欢就好。而这一论点，又是令我颇感意外了。
    原载《长城》2015年第6期（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