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的长篇小说《沧海之约》是一部能够让人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但它显然又不属于那类迎合市场的通俗小说。它的感染力在于题材独具、立意宏远，在当前国际新背景下书写国家安全，以历史文化观照当代，并力图在人性描写上有所突破。
    独具的题材永远是长篇小说的第一追求。对于主旋律的创作，题材决定论固然不妥，但题材之间也不是没有差别。一个重要题材的内涵、分量和一个家长里短的题材显然不可等量齐观。当下中国故事需要更开阔的视域。国安题材的书写以往大都在一种过去时的国内外背景下展现，包括已负盛名的麦家等。而当下，中国经济的崛起引起了国际上某些大国的“不安”，美国重返亚太的目的就是挑动亚太地区的某些小国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这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遇到的新问题。《沧海之约》及时敏锐地以此为小说背景，生动展现了B国为了与中国争夺南海及边界谈判的野心，及在这种野心驱动下同我国国安人员间展开的斗争。这是对国安题材新的开拓。
    长篇小说要取得好的生态发展必须不断拓展题材领域。题材选择作家的内涵有二：一是作家选择题材，二是当作家选择某一题材后被这个题材所培育。比如乡村题材培育了陈忠实、贾平凹，知青题材培育了叶辛、梁晓声，谍战题材培育了麦家。《沧海之约》也具有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朱东开拓了新的国安题材，这一开拓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位新晋作家。每个作家都应有他的题材敏感区，以此去深挖“一口井”，我希望朱东从此也有了一口属于他自己的可以深挖的“井”。
    诚如鲁迅所说，单是题材好还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沧海之约》的“技术”有二：首先体现在它思路的开阔，它将故事置放在中国反抗大国重返亚太搅乱格局甚至侵犯中国利益的斗争中，对主题的开掘所达到的高度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政治小说来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方基于签署“不带武器的合约”，体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军事境界，而与B国达成了共同开发绿岛的协议，从而破解了A国对中国围堵的战略。这一“不带武器的合约”将小说的蕴涵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读者在国际视野中体会它的故事质感。其二，是《沧海之约》独具的故事形态。形态是讲故事的本领，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必然要有他人不具备的好的故事形态，这其中包括独特的地理方位、区域特点、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等等。《沧海之约》这方面的品格显然是小说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沧海之约》没有把国际斗争架空来写，它以两对男女主要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为线，书写国家利益、价值观和道德感之间的复杂关系。B国两个特工程超和阮月娥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以文化合作为名进行人员策反与情报窃取，他们的对手则是以《亚盟时报》社长陈江峰、助手林珊为首的团队。程超爱上了我国的国安人员林珊，发生了一场跨国之恋。而陈江峰也有一段复杂的爱情关系：妻子李云波不能生育，陈江峰逐渐与师妹林珊产生了感情，林珊面对着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优秀男性，既不可能不顾及国家利益接受程超的示爱，也不愿做陈江峰和李云波之间的第三者。《沧海之约》在人性上行走、突围，很细腻地描写了人的情感，不论是对我国国安人员还是对B国特务，都进行了细微丰满的刻画，在人性关怀中写出了人物性格。陈江峰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对特工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并全身投入其中，立下了功勋。他率队到南海某岛搞合作开发试点，战略思路得到上级的首肯，成为智囊。陈江峰聪明干练、忠于祖国利益；林珊聪颖过人，感情上有自己的底线；程超对唐诗、中国武侠乃至易经八卦、孙子兵法都很迷恋，而陈江峰、李云波、林珊则对国画、佛教十分敬畏。这些极端聪慧的人物都有很高的学历，生活方式也很现代，但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这一层因素铸就了作品另一种质地——中国文化为立国之本，这也是在国际斗争中我们的软实力所在。正是中国这种厚重的文化吸引了程超，使他甚至产生了脱离他们国家到中国来的想法，从更深的层面书写了我们在国际博弈中的文化软实力。这些方面使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的主旋律或者宏大叙事对人物表现的概念化和单一性，也没有停留在国安人员“天智星”苏淑娜的牺牲，以及被金钱美女拉下水的孙力、梁院长正反两极对比，而是进行了更丰富、更深入的开掘。它坚守了小说书写所需要秉持的特质，即艺术不是翔实的编年史，它应该是人类情感学的一个准学科；具有锐度的现实主义创作应该以历史文化观照现实，从而让读者在阅读中达到对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现实中起作用的烂熟文化的哲学反思。《沧海之约》的文学秉持大致可以用昆德拉的一句话来证之，即小说家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发现小说应当发现的”。
    当然，这部小说的故事不是完全没有可挑剔之处，如最后让林珊替陈江峰生了一个孩子交给他的妻子李云波，并让陈江峰误以为孩子是李云波所生，和现行的道德观念相悖且让人难以置信。李云波乐于接受这种安排也有些失之勉强和刻意为之。但是总的来看，这是一部题材独特、立意高远、叙事饱满的优秀文本，体现出一种珍贵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