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坐在茶桌前，背挺得很直，很难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一点情绪波动。自始至终，这位中山大学教授都在理性、克制地表达想法和思考。
    “喜怒不形于色”，这句话出自《三国志》，形容刘备沉着稳重、感情不外露—这种人是干大事的。
    1972年生于福建长汀县，先后毕业于福建师大和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南方都市报编辑、广东省作协创研部副主任，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
    警惕“生活的殖民”
    谢有顺说：“我喜欢木头。”他的工作室里到处是木头，木桌子、木椅子、木柜子……在这个接近“自然”的小世界里，有谢有顺返回“故乡”的努力。他端详着自己的书法，认真地按下刻有“长汀”的印章，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谢有顺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美溪村。1500人的村庄，1999年才通上电，2005年开通了公路。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谢有顺不得不乘渡船回家。客家人耕读两不误，谢有顺的大伯、父亲，都写得一笔好字，口才也相当不错。谢有顺抚平了桌子上宣纸的一丝褶皱，当年他常常看父辈写对联，现在轮到他了。
    34岁时，谢有顺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在人文学科领域已经相当罕见。44岁时，他再获殊荣，入选 “青年长江学者”。而90年代初，谢有顺还是福建师范大学学生时，他的老师孙绍振就丝毫不吝赞美之辞，“这是（福建）师大建国后最好的学生，几十年才出一个”。
    谢有顺的读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辍学是他最痛苦的记忆：在他读小学五年级时，祖母去世了，父母为了躲避计生罚款，带着他逃到了隔壁的县城。学堂是没法继续念了，父亲让他跟着乡村医生学医，毕竟这是门手艺，不仅能养活自己，将来还可以传给子孙。可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三年出师也才14岁，有谁会找14岁的孩子看病呢？
    进行完拜师仪式，谢有顺就算有了师父。师父丢来一本《汤头歌诀》，让他背会了再说。20天左右，谢有顺来到师父跟前，随师父任意抽取题目，无不流利作答。师父偷偷找到了谢有顺的父亲，“这孩子天资聪颖，跟着我太浪费了，还是回去读书吧”。
    读完了小学，谢有顺进了村办初中。没有图书馆，没有团组织，连英文老师也没有，更不要说校园文化，就这么“放羊”了三年，谢有顺中考考了全县第一名。唯一不要求英语成绩的，只有长汀中等师范学校这样的中专。他进了中专，很快又拿到了保送名额，开始了福建师大的大学生活，离开了弥漫着贫困和孤独的乡村世界。
    他一直在强调乡村的意义。“大多数作家都是城市人，他们过着准城市生活，写作的资源、材料也是按城市安排的，而沉默的群体—农民、打工者，没有多少人关注，这种沉默的人群的生活状态被淡忘了，声音被删除了。”他说，“50年后的读者，如果要借文学作品来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就会产生一种印象，中国人都在喝咖啡、逛街、分享全世界的奢侈品……这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简化。”
    谢有顺把这种简化称为“生活的殖民”，因为“一种强势的生活会淹没另一种生活”，“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警惕起来，让不同的人都有表达的声音出现”。
    谢有顺曾经专门撰文探讨“打工文学”的代表作者郑小琼。“郑小琼本人是个打工者，感受到的是工厂的生活对人性的压抑和伤害，她是以平视的角度来写内心的……如果按照旁观者、审视者、启蒙者的角度，理解上可能有很深的误读。”
    而且，谢有顺不否认打工生活里充满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精神段落，但是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欢乐和梦想，可大多数作家忽略了这一点。
    “范雨素的文字里面就有很达观的东西，最渺小的人群也有自己的梦想，”谢有顺说，“所以我就提出来作家应该‘公正地理解生活’，现在‘心狠手辣’的作家太多了，写黑暗绝望的作家太多了。”
    “怒气冲冲的东西正在消失”
    《小说评论》发表过一篇论文《他的存在令人惊讶—谢有顺批评六人谈》，文中谢冕、于坚等6位批评家、文学编辑或诗人，对谢有顺的评价都十分积极，甚至把他称为“文学批评的希望”。吴义勤写道：“跟谢有顺交谈，总觉得他仿佛就是浸泡在书本中的，他的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
    谢有顺承认，最重要的阅读是在大学时期，特别是大一的时候，他一边读现代派和西方经典文学，一边大量地阅读国内80年代的文学刊物。“这很重要，我当时就跟着这些刊物，温习了当代文学的进程，看它是如何从新时期走过来的。”谢有顺认为，这一时期的阅读，跟中国文学界的发展是同步的，也使自己有了一种全国性的视野。
    “现代派，读得最多的就是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谢有顺说，“我对卡夫卡是有一种迷恋的，卡夫卡是天才式的作家，他的笔下不仅仅是表现、复制这个世界，还发掘出这个世界最深层的东西，让你觉得整个人类在20世纪的探索，都没有跨过他所写出的边界—异化、恐惧、荒诞、绝望。”
    80年代的主流文学刊物，对文学的探索均抱以极大的热情。谢有顺一口气列举了不少杂志，《收获》《钟山》《花城》《当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几乎都有着共同的倾向，挖掘探索性十足的先锋文学。“苏童、余华、格非的小说，其实并不好读，但是当时的刊物能够去张扬这样的美学趣味，深深影响了我对文学的理解，”谢有顺说，“文学不能是惯性的写作。”
    80年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往往是以一种“运动”或“思潮”的方式进行。谢有顺觉得命名并不是全无道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分类，使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一个时代的文学变化。
    从作家的心态上看，绝大多数人往往乐意被归于某种流派，因为个人孤军奋战，辨识度不高，加入一个团体则容易引起注意。而在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之后，对作家团体的命名就变得牵强起来，很难再让人信服，写作开始成为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谢有顺并不赞同“70后”“80后”“90后”等标签，因为这种分类不具有学术含量，也没能包含写作潮流和写作趣味的界定，只是一种生理年龄的客观描述。“难道1980年和1979年出生的人有本质的不同？”谢有顺问道。“而且‘70后写作’刚出来的时候，为了进入这个群体，有的‘60后’作家还去改身份证，证明他确实需要这个身份。”
    关于批评的态度，谢有顺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怒气冲冲的东西正在慢慢消失”。他喝了一口茶，解释道：“李敬泽曾说，‘一个人作品写得不好，顶多是无知无能，不值得我们用杀伤性的武器来对付他’。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智慧、素养差异的原因，谁都有可能写得不好，我们不应该把很情绪化的东西带到文字中来。”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所批判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己身上都有。”
    批评家的冷静不代表没有立场，同时也需要有“不用立场来压制和强制别人”的自觉。谢有顺公开批评过余华的小说《兄弟》，对于2005年《兄弟》上部很畅销，他认为有一定的原因存在。“余华已经靠《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奠定了优秀作家的地位，这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阅读的期许，长达十多年，余华没有新的作品，一旦发表了新的，以前作品累积的效应都会体现在新书上。”
    他并不满意《兄弟》，“人物真实吗？情节合理吗？语言准确吗？以这样标准来看，《兄弟》留下了很多的漏洞，而且不是现实主义文学就一定要写粗鄙的东西”。“这不仅是余华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成名之后如何走的问题。中国作家成名后，生活圈子狭窄，在书斋里写小说，只能靠想象力去把握这个时代。”
    “肉身与信仰”
    90年代以来，文学面临着多方面冲击。一方面，作家的生存方式逐渐脱离了体制，另一方面，西方的真实面貌也得以展现，80年代那种集体性的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乐观想象，很大程度上被撕裂。
    被撕裂的想象，首先带来的是知识界的撕裂。“人文精神讨论”是当代作家无法绕过去的一环，谢有顺肯定了这场讨论的时代意义，可是“讨论为什么很快就终止了？商业的大潮，欲望的书写，太强大了，古老的方案根本无法抵御物质的侵扰”。他说，过去很多作家都会把小说控制在18万字，这样既能在刊物上发表，又可以出书，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意这样的字数。
    “人文精神的塑造，更多还是依赖于文人的精神自觉、情怀。这些东西常常是很脆弱的，如果不成为信念式的东西，就没有力量。”他说，“你看古代的士人理想，道的坚守，是带着信念的姿态，现在道已经土崩瓦解了，靠自觉是不行的，不够用了。”
    回顾“人文精神讨论”里对立的两方，谢有顺直言不讳：
    “王朔骨子里有非常道德的东西，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理解。他所嘲讽和亵渎的东西，包括过去的岁月，都是伪善的、伪崇高的；他的骨子里有对人性的、健康的精神的向往。”
    “张承志的早期非常让人激动，在汉语写作的作家当中，他是那种很有力量的、创造性的作家。特别是在语言的建构上，很少有他这样面目清晰的创作者。如果从审美的层面上，我可以理解他把一种精神推向绝对的做法；但是如果不从审美的层面去理解，他的世界观我完全不能认同，比如他对巴勒斯坦的看法。”
    谢有顺是带着信念生活的。2010年，他去了一次以色列。他推崇《圣经》，“它对世界和人的认识是根本性的，能够让人回到起初，回到一些根本的疑难上来考虑问题”。他说：“在我心目中，英雄首先是精神意义上的英雄，我的英雄是耶稣，他的坚定、决绝、殉难的精神，像种子一样播撒下去。”
    而精神的意义，本来便蕴含在人的身体之中。谢有顺对“身体写作”的正面评价，让当时不少被贴上此标签的作家心存感激。“身体写作”在谢有顺看来，一方面使文学变成了有实感、有血肉的文学，作家由此开始面对真实的自我，因为任何精神的探讨和抵达，都无法越过身体这个载体。“空谈的道德家，经常会给我们一个彼岸世界，但是他们忘了告诉我们一条路：宗教反而比哲学有操作性，耶稣道成肉身的过程把‘道’展现在人间，这种精神才有说服力和真实感。”
    当然，“身体写作”也存在着陷阱和误区，人们把身体简化等同于肉体、物体，完全偏离了“身体写作”的原初意义。“完整的身体是包括精神和肉体的，这才是我们建构的身体概念，一些变成了肉体写作，就失去了身体的健全的维度。”
    而身体也终将被科学改变。“随着基因修改、记忆移植的出现，人类可能不是我们原来定义的人类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都会发生剧变，像量子理论的发展，证明客观世界也许并不存在。”谢有顺很爱看美国科幻电影，“钱穆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向后看，充满了对历史的深情，缺少向前看、面向未来的维度。美国大片像《后天》《2012》《星际穿越》等，都在思考人类的未来，中国作家应该多一些这样的思考。”
    认真地将毛笔蘸饱了墨水，谢有顺说：“文学不是和时代合唱的事业，文学是保存个体差异性的堡垒。没有文学的坚守，我们就看不到个体是如何生活的、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