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李敬泽，许多人都会说他的气场强大。仔细想想，他这个人确实有着与众不同之“气”。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我们几个人在北京学习，经一位老师介绍，得以拜会他。那时的文坛已经有了所谓文学青年进京三件事之类的说法，但我们几人算不上标准的文青，都已博士毕业在大学教书，可是都读过他的不少评论文章，又刚刚读过《小春秋》，一致认为此书乃当代文坛一枚奇异之果，有大寂寞，有大热烈，笔法不凡。而我从西部来，一直关注西部作家，自然读到2009年《废都》再版时他写的那篇代序的《庄之蝶论》，读罢感叹，此文一出，评《废都》难有出其右者。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几个要“见敬泽”的非标准文青等在那里，一位老师看看手机，说，敬泽说他略迟几分钟到。大家边等边说话。有人说，这人可能又在暴走，他有饭后暴走的习惯。有人接着说，典型的摩羯座，暴走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三言两语，期待中的人就进来了，穿一身青色休闲服，额头和发际上沁着汗珠，一副刚刚疾行过的样子。他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才入座。和他熟悉的人与他开玩笑说他的星座和暴走，他只一笑，不做任何辩解。他那时已被称作“青年作家教父”，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人观察和猜度的对象。我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担心他像传说中的教父一样审视人教导人，也担心遇到教父那种仿佛循循善诱，又仿佛站在某个高地上的人。好在他没有。他只是喝茶，抽烟。烟是普通的香烟，并不是传说中的烟斗。再想想，也没有见他标志性的围巾。他很少讲话，更多的时间在听大家说，但他会在某个时刻将大家的话题引向深入。偶尔，他也和大家开玩笑，但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严肃的样子，大家笑，他不笑。后来，我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研讨会上只要他在，大家说话就不由更慎重一些。一次读书会上，一个作家说他不敢与李敬泽离得太近，那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力。我想，这个作家感受到的应该是李敬泽的天然之气，沉静，肃然。
    都说李敬泽有才气，好像他做什么事情都能沉浸其中，并有自己的收获。然而，每每有人说他有才气时，他会一脸严肃地告诉对方，有才不是什么好事，是一种病。以至于有位青年批评家专门撰文写他的“才子病”。确实，他从小就才气外现，曾是河北省高考文科状元，进入北大读书，学的是中文，读的书却不限于中文，用他自己的话讲，杂。与此相关，他的文章也是无“绕”不欢，“绕”的前提是读书的博与杂，思维的活跃与缜密。他读经论道写史都自成一家，文字中散发着浓浓的才子气。他会从全新的视角对一些已成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书写，当然，前提是对大量的历史著作与相关文献和资料的阅读与思考。可见，才气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来自家学，来自长期的阅读、思考与写作。
    要感受一个人的气场，读他的文字最重要。在当代文坛上，李敬泽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不是他的才气，而是一种来自中国传统深处的“文”气。《小春秋》出版后，被评价为锦心绣口解读传统经典，开启国学新实力阅读的力作。李敬泽的兴趣广，除了喜读古书外，弹古琴、练书法，这些好像成了他是文人的有力证据——不但是文人，还有复古倾向。然而，这些只是生活方式，而非真正的复古。
    在李敬泽，“文”气的最大体现是在文字上。他写的内容主要还是以历史为主，《小春秋》如此，《青鸟故事集》也是如此。《青鸟故事集》引起争议的是它的文体，与其说它是散文集，不如说它是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历史上那些穿梭于东西方之间传递文明的人，史料中只有这些人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们的遭遇和内心则完全靠作家想象。而李敬泽也因此书由“青年文学教父”变成了“新锐作家青鸟君”，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书中的人物，他们是人类不同文明交流和传递的青鸟；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李敬泽在书中极力地隐去自己，像一只返身向古的巨大青鸟，力图以自己的创作重返中国传统之“文”，这是中国文明和文学的根柢，也是李敬泽写作的根柢，是他的文字“文”气十足的原因。这个“文”不受现代文体划分的限制，它既是道，也是器。它藏在《庄子》《战国策》《左传》和《史记》之中，也藏在《太平广记》等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之中。“文”包含着认识和表现的自由，意味着当下时代“与古为新”的可能性。
    李敬泽说，他一直想写一本《春秋名人传》，如果写成，这必将是一本有“气”之书。我想知道的是，在写史写人见心间，又会有什么新变化？